5月4號，當魏則西事件還未發酵完畢，衛計委已經下了一紙命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出租、變相出租公立醫院的科室。

　　出租，有著另一個名字：承包。

　　破冰

　　說承包，就得從頭說起。

　　1978年，小崗村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決定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他們知道是，這是生存果腹的必須之舉。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的歷史因為他們，翻開了全新的一頁。之后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很熟悉，小崗村在第二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大豐收，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公開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

　　80年代初，國家正式出臺文件，明確在全國范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時間，承包制激發了全國各地農村的活力，農業生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直至今日，這一制度依然被貫徹實行。

　　當時，由于承包制在農業上短期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承包一詞，便開始具有了一種別樣的魔力。當1984年開始進行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陷入停滯，我國經濟進入低谷時，具有魔力的承包制自然就會被當作是挽回頹勢，打開改革局面的絕佳方式。

　　因而在國有企業推行承包制，一時間既成為中央決策者們的戰略選擇也是企業普遍的自發要求。甚至當時的社會，也普遍對承包制懷有一種特殊的期待，當時流行的一句民謠可以充分反映這種期待：“承包進城，一包就靈。”

　　被視為靈丹妙藥的承包制，就這樣從農村開始破冰，一路高歌猛進，進入城市，進入企業。然而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承包制竟從此開始毀譽參半。

　　毀譽

　　有的學者認為，正是因為國有企業有了承包制的助力，才使得中國克服了1985年底、1986年初經濟滑坡的局面，并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此外，大部分企業在實行承包制的初期，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效益提高和虧損減少。似乎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當1987年國家開始在全國范圍的國有企業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時候，“承包不靈”的流言已經開始在社會上流傳。而從1988年開始，中國經濟又進入了新一輪的震蕩。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企業很難成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政企不分的弊端尤為明顯。承包制的主體往往是由行政部門批準認定的，他們經常既是行政官員又是經營者，他們不是企業國有財產的所有者，卻又有權支配企業的國有財產，而又不對國有財產的盈虧負責，在這一過程中，難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局面。

　　其次，承包制必然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使得企為了獲取短期利益而不顧長遠發展，甚至會做出有損消費者的行為。

　　從長遠來看，企業承包制事實上并不利于國家財政的增長和宏觀調控的實施。甚至承包制本身與現代企業制度間也存在著相當的矛盾。

　　歸根結底，企業承包制畢竟是政府搞活企業而非市場搞活企業。它難以真正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也與改革開放的長遠目標有所沖突。

　　但是我們今天再回過頭來看這場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它確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被迫的選擇。盡管存在著種種弊端，企業承包制畢竟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更為關鍵的是，它適應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轉換了企業的運行機制，為企業進一步地深化改革以及向股份制的轉變鋪平了道路。

　　作為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一個過渡模式，承包制所具有的歷史價值與經驗得失，依然是一份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借鑒的重要遺產。

　　但是，當時承包制并沒有在國有企業這里停住腳步，當它大踏步地走向下一個全新領域時，對于承包制的評價就再也不是五五開，而是毀多譽少。

　　這一全新的領域就是醫療。

　　兩難

　　1987年，國家開始推行醫療衛生承包責任制。這是繼農業、工商業之后，承包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進入的又一重大領域。

　　當時有一句話，可以充分反映時人的態度，叫作：“農業承包，天經地義；工業承包，合情合理；商業承包，將本就利；醫院承包，不仁不義。”盡管當時有很多專家闡述了醫院承包的益處，可對醫院承包的爭議與批評一刻也沒有停止。

　　然而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情境，就會發現醫院承包確實有其合理性。

　　首先，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舊有的醫療衛生體系已經全部崩潰，迫切需要構建一個全新的體系，而這需要政府財政的巨額投入。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必須通過承包制來緩解巨大的財政壓力。

　　其次，承包制確實能夠有效激發醫院的效率與活力，提高資源利用率。多年沒有更新的設備，在承包制實行后獲得了更新。多年沒能改善的醫療條件，在承包制實行后獲得了改善。就監管者來說，有人承包給錢接盤，總好過這些醫院天天找自己要錢。

　　對于承包方來說，它選擇承包的理由也很簡單：可以迅速借助醫院的牌子，獲得當地病患的信任。在醫療領域，信任感是無比重要的資源。

　　因此，對于當時的醫院和承包方來說，醫院的承包制是一個絕佳的雙贏模式——當然，如果可以兼顧到患者的利益，那么這一制度將是對國家、患者、醫院、承包方的多贏模式。

　　敗壞

　　然而究竟是因為什么原因導致了醫院承包制的名聲被敗壞？

　　一個原因是，當時醫院的高層做決策非常容易，因此承包方只需要通過一兩個人就可以獲得資源。另外當時的各種信息并不公開，這就導致承包方用很低的價格就可以買到很好的承包點。所以資本就會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方式去取得醫院的低價資源，導致承包模式的復制變得非常容易，也就具備了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

　　但問題是，承包點雖然可以不斷的擴張，優秀的醫生資源卻是十分稀少的。當醫生資源開始枯竭（比如走穴的名醫被原單位禁止外出）時，以次充好、過度宣傳的醫療服務便也隨之開始出現。久而久之，一個個承包點的聲譽便會受到影響。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其他的事實。比如，作為承包方，我們很難說他從醫院承包的那一刻起就想著要去作惡。老板的初衷當然不會是作惡和行騙，因為這會導致巨額的處罰。然而很多時候，往往也是承包方雇傭的醫生教會了老板怎么去行騙。而監管方和媒體，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作為公立醫院，媒體和監管部門一般是不會去隨意染指的。然而那些被承包的科室、包括后來的一些民營醫院卻不一樣。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科室和醫院成為了提款機。

　　據知情人爆料，曾經有一個很知名的報社，就天天派記者蹲點在某民營醫院的門口，想要搜集到各種證據以便進行曝光。當然，醫院想要息事寧人的方法也很簡單，就是必須要在該媒體上做廣告，關于廣告的費用，自然有很多門道。

　　再說監管部門，一方面它可以通過醫療糾紛的仲裁來尋找權力尋租的空間。另一方面，很多被承包的醫院本身，甚至也有監管人員的股份。

　　最后，當一個醫院的科室被承包之后，有些院長就可以安插一名親信進入這個科室，堂而皇之地坐地分錢。

　　這就是媒體、監管、院方、承包方的共惡。所有這一切，自然要由患者來買單。而醫院承包制本身，卻急速擴張開來。

　　矛盾

　　今天，公立醫院的承包制已經被明令禁止。可我們卻依然可以找到各種不同的承包制變種。如上文所說，雖然承包制確實曾造成過不良的影響，但那也并不代表承包制本身就具有原罪。

　　今天，國家一邊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一邊在醫療的市場化道路上依然存在著太多障礙。歸根結底，這是因為國家的法規與監管很難跟上市場的變化。很多規定在落實時，都或多或少的走了樣甚至難以落實，如三級轉診制度就是如此。

　　今天，民營醫院所面臨的困境與當年的醫院承包相比，有增無減。而那些被人所厭惡的民營醫院，本身就是無序擴張的產物，在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以次充好、虛假宣傳、不斷提高廣告費用，就成了必然之舉。

　　當我們提起“莆田系”而咬牙切齒之時，也應該看到。很多“莆田系”醫院本身，也已經被百度所綁架，其營收的絕大部分，不得不再次投入到百度的競價排名中去，形成惡性循環。而民營醫院中那些真正優秀者，其實早已擺脫了對百度的依賴。

　　總之，醫院承包制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不堪，真正不堪的是它的無序擴張。我們通過這一事件學到的，不應是對民營醫院的疏離和對市場化的敵意。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監管徹底、法規健全、公平透明的醫療環境。我們還需要的，不是讓百度這樣的非專業入口來為我們提供專業的醫療信息，而是真正專業、獨立的第三方服務，使我們不再盲從，不再重演悲劇。

　　至少，那些依賴于百度廣告才能存活下去的醫院，早已深陷泥潭。而這本身就是市場應該優勝劣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