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書林坦言：“《規定》提倡企業聯合重組，未來或將對企業的聯合重組、強強聯合和產業結構調整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而這種聯合重組體現為產能合作和股權的投資合作”。他預計，“2020年，汽車企業的聯合重組或將達到一個高峰。因為《規定》真正落實起來，估計一年以后才能見到成果”。

　　上周二（12月18日），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對外發布了《汽車產業投資管理規定》。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汽車頻道隨即采訪了在汽車行業從事管理工作超過半個世紀、親歷中國汽車產業40年發展的張書林。他開門見山地指出，“《規定》的發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國家發改委選擇改革開放40年紀念日發布《規定》，體現了深化改革、簡政放權、科學管理、推進產業發展的努力；另一方面，《規定》提出的‘汽車投資項目將全部由中央核準轉為地方備案管理’，也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措施”。

　　原國家機械工業部汽車司副司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原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張書林

　　在張書林看來，我國已經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汽車行業也基本上完成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市場競爭的過渡。現階段，我國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需要依靠外資去發展汽車行業，也不需要再建更多的合資企業；而自主品牌完全有能力，也有實力去應對全方位開放的市場環境。

　　不過，“《規定》發出之后，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全不用管了”，張書林直言，“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依托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同時也需要行政調控手段作為必要的輔助”。他進一步分析，“《規定》的調控手段非常明顯，比如對新能源汽車關鍵技術的要求、對每年產能利用率的要求、對研發費用比例的要求、對資本的監管等，其實都是調控手段；只是不叫核準條件，而叫備案條件”。

　　“《規定》提出的備案條件比原來高多了，包括對各省市政府部門的要求、對產業布局的要求，都令后來者不是那么容易地進入汽車行業。近兩年興起的新造車勢力以及互聯網企業，之前進入到汽車行業想的比較簡單，《規定》出來之后，他們可能就得想一想是不是能夠進來做汽車”。張書林坦言，“《規定》提倡企業聯合重組，未來或將對企業的聯合重組、強強聯合和產業結構調整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而這種聯合重組體現為產能合作和股權的投資合作”。他預計，“2020年，汽車企業的聯合重組或將達到一個高峰。因為《規定》真正落實起來，估計一年以后才能見到成果”。

　　聚焦“零部件再制造”，張書林提出：“這是我們汽車行業比較薄弱的一環。產品的回收和再制造是汽車產業里具有一定發展前景的產業，可以充分利用已有資源而節約新的資源，同時也可以減少對資源的依賴和對環境的污染”。

　　談及政府部門的協同監管，張書林表示，《規定》要真正長期的執行起來，還需要政府及政府的監管措施。“如果大家都盡職盡責，而且所有的組織機構信息都很暢通，事就好辦了。反之，政府的壓力就會非常大，特別是《規定》出來以后，對地方相關政府部門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張書林直言不諱地說。（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王躍躍）

　　個人簡介：張書林，原國家機械工業部汽車司副司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原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在汽車行業工作了五十多年，是中國汽車產業40年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責編：王紫、胡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