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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在上海賣過畫 他為何被稱為“海派之源”
2018-01-21 19:37:29   來源:澎湃新聞網

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觀點也許可能是一個“舶來品”。日本學者大村西崖在1901年刊行的《中國美術史》中第一次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在一起,今天我們把趙之謙視為“海派之源”也是來源于此。

趙之謙像

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自然也可以歸入“重看”之列。

蔣寶齡的《墨林今話》刊于1852年,當時趙之謙還在弱冠之齡,自然不會發生趙之謙與海派的如何關系。張鳴珂1908年刊行《寒松閣談藝瑣錄》,也沒有提到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1920年刻板刊行《海上墨林》趙之謙條目下有: “時游濱滬,墨跡流傳、人爭寶貴。”但查閱鄒濤的《趙之謙年譜》和張小莊的《趙之謙研究》均無法證明趙之謙的“時游濱滬”。關于趙之謙的“寓滬”情況,有研究者指出:“據楊逸在《海上墨林》載,他在清咸豐九年(1859)秋季曾來上海,時年剛過而立之年。”筆者查閱印曉峰點校,華東師范大學版本《海上墨林》并無此記載,不知道作者所用是何版本。不過,趙之謙在1862年和1872年確有兩次路過上海的經歷。《瀛壖雜志》和《滬游雜記》都記載有許多滬上書畫名家,但卻未提趙之謙。

1862年趙之謙致傅艾臣書札(局部)內有一段文字:“由溫州航海入滬,由滬航海至登州”。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錄》完成于清光緒三十四年,卷六云:“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公壽、伯年最為杰出。其次,……畫花卉則上元鄧鐵仙啟昌,揚州倪墨耕寶田及宋石年,皆名重一時,流傳最盛。”單就花鳥畫而言,張鳴珂也沒有提到趙之謙,說明此時期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的概念還沒有形成。筆者認為,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觀點可能是一個“舶來品”。

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中文版,翻譯者陳彬龢

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日文版刊行于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此書1930年譯成中文出版。翻譯者陳彬龢。大村西崖提出:“趙之謙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濤,為今日海派之源。”(見大村西崖著,陳彬龢譯《中國美術史》,商務印書館發行,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第225頁)但大村西崖是根據什么來做出這個結論的,書中并沒有闡述。《中國美術史》日文版初版發行時(1901年)大村西崖還沒有來過上海,他于1921年才首次訪華,汪亞塵在上海擔任大村西崖的翻譯兼導游。那么大村西崖憑什么說趙之謙“為今日海派之源”?所以,我們還必須把目光投射到1901年之前,日本美術界與滬上的美術交流及其對趙之謙的認識上。

趙之謙《四時果實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岸田吟香(1833-1905)19世紀60年代來到上海,拜胡公壽為師。日本南畫家安田老山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年,中國同治七年)赴上海就學于胡公壽,1873年回國,歷時10年。1872年南畫家大倉雨村入日本上海領事館任職。1876年,日本南畫家長尾無墨訪滬,在滬期間多次拜訪胡公壽。岡倉天心1893年第一次到中國旅行。可是,日本人為什么最后選擇了趙之謙作為海派的領袖?這樣的選擇與事實符合不符合?

河井仙郎(1871-1945),1900年初次到上海,1905年到杭州加入西泠印社,攻篆刻,亦擅收藏。顧村言在與西島慎一的對話《從海派東漸到當下中日書法界的問題》一文中講到“至于趙之謙,河井仙郎跟著慶太郎去了上海,在上海發現趙之謙的作品又好又便宜,所以他買了很多,然后到日本開始宣傳弘揚趙之謙的書畫印,因為他在關東,影響較大,在關東,大家都研究趙之謙了,但當時在關西還沒有。”(2015年5月6日,《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第4版)。這事應該發生于1900年河井仙郎初次到上海時期,但這都是趙之謙去世近三十年后的事情了。還有學者指出:“趙之謙‘進入’日本,應該與初創時期的西泠印社有很大關系。”并提到:“專研趙之謙、大量收購趙之謙遺墨的河井仙郎,是西泠印社最早的日本社員。”西泠印社創建于1904年,此時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已經出版發行,說明此結論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大村西崖早已提出趙之謙“為今日海派之源”的觀點了。

趙之謙《牡丹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大村西崖在刊發《中國美術史》之前,還沒有到過上海,但他是有條件看到趙之謙的作品,因為在他來上海之前,已經有多位日本畫家來過上海。甚至還可以推斷,大村西崖有可能看到過許多其他海派作品,否則他怎么會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起來呢?大村西崖是第一位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在一起的人,時間是1901年。今天我們把趙之謙視為“海派之源”也是來源于此,陳彬龢的譯本《中國美術史》明確說明是根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的日文版本所譯。

  

趙之謙寫意花卉(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后來,潘天壽又強化了大村西崖的觀點。1936年,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一書中寫道:“會稽趙撝叔之謙,以金石書畫之趣,作花卉,宏肆古麗,開前海派之先河,已屬特起,一時學者宗之。”(見潘天壽《中國繪畫史》,團結出版社,第257頁)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是編譯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繪畫史》,因筆者無法查閱到此書原著,不知潘天壽此言是自己的觀點還是轉譯于此書。如果是屬于轉譯的話,說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與大村西崖的觀點是一致的。但筆者翻檢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國繪畫史》一書,并沒有發現這一說法。

趙之謙作于清咸豐九年(1859年)的《為元卿花果圖冊十二開》(上海博物館藏),寫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蘆、梅竹、芙蓉、雞冠花、桃花、水仙、罌粟花等十二種花果,據其題識可知,其畫法分別取自陳洪綬、惲壽平、馬元馭、蔣廷錫、李鱓、李方膺、張敔、寄塵、任熊諸家。

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真的是說不盡,理還亂。也許正是這說不盡的復雜性才更有探究的意義。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抽絲剝繭,還原趙之謙為“海派之源”一說的來龍去脈。這也應該是“重看海派”應有之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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