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觀點也許可能是一個“舶來品”。日本學者大村西崖在1901年刊行的《中國美術史》中第一次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在一起，今天我們把趙之謙視為“海派之源”也是來源于此。

趙之謙像

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自然也可以歸入“重看”之列。

蔣寶齡的《墨林今話》刊于1852年，當時趙之謙還在弱冠之齡，自然不會發生趙之謙與海派的如何關系。張鳴珂1908年刊行《寒松閣談藝瑣錄》，也沒有提到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1920年刻板刊行《海上墨林》趙之謙條目下有： “時游濱滬，墨跡流傳、人爭寶貴。”但查閱鄒濤的《趙之謙年譜》和張小莊的《趙之謙研究》均無法證明趙之謙的“時游濱滬”。關于趙之謙的“寓滬”情況，有研究者指出：“據楊逸在《海上墨林》載，他在清咸豐九年（1859）秋季曾來上海，時年剛過而立之年。”筆者查閱印曉峰點校，華東師范大學版本《海上墨林》并無此記載，不知道作者所用是何版本。不過，趙之謙在1862年和1872年確有兩次路過上海的經歷。《瀛壖雜志》和《滬游雜記》都記載有許多滬上書畫名家，但卻未提趙之謙。

1862年趙之謙致傅艾臣書札（局部）內有一段文字：“由溫州航海入滬，由滬航海至登州”。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錄》完成于清光緒三十四年，卷六云：“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公壽、伯年最為杰出。其次，……畫花卉則上元鄧鐵仙啟昌，揚州倪墨耕寶田及宋石年，皆名重一時，流傳最盛。”單就花鳥畫而言，張鳴珂也沒有提到趙之謙，說明此時期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的概念還沒有形成。筆者認為，趙之謙作為“海派之源”、“海派之先河”的觀點可能是一個“舶來品”。

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中文版，翻譯者陳彬龢

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日文版刊行于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此書1930年譯成中文出版。翻譯者陳彬龢。大村西崖提出：“趙之謙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濤，為今日海派之源。”（見大村西崖著，陳彬龢譯《中國美術史》，商務印書館發行，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第225頁）但大村西崖是根據什么來做出這個結論的，書中并沒有闡述。《中國美術史》日文版初版發行時（1901年）大村西崖還沒有來過上海，他于1921年才首次訪華，汪亞塵在上海擔任大村西崖的翻譯兼導游。那么大村西崖憑什么說趙之謙“為今日海派之源”？所以，我們還必須把目光投射到1901年之前，日本美術界與滬上的美術交流及其對趙之謙的認識上。

趙之謙《四時果實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岸田吟香（1833-1905）19世紀60年代來到上海，拜胡公壽為師。日本南畫家安田老山于日本明治元年（1868年，中國同治七年）赴上海就學于胡公壽，1873年回國，歷時10年。1872年南畫家大倉雨村入日本上海領事館任職。1876年，日本南畫家長尾無墨訪滬，在滬期間多次拜訪胡公壽。岡倉天心1893年第一次到中國旅行。可是，日本人為什么最后選擇了趙之謙作為海派的領袖？這樣的選擇與事實符合不符合？

河井仙郎(1871-1945)，1900年初次到上海，1905年到杭州加入西泠印社，攻篆刻，亦擅收藏。顧村言在與西島慎一的對話《從海派東漸到當下中日書法界的問題》一文中講到“至于趙之謙，河井仙郎跟著慶太郎去了上海，在上海發現趙之謙的作品又好又便宜，所以他買了很多，然后到日本開始宣傳弘揚趙之謙的書畫印，因為他在關東，影響較大，在關東，大家都研究趙之謙了，但當時在關西還沒有。”（2015年5月6日，《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第4版）。這事應該發生于1900年河井仙郎初次到上海時期，但這都是趙之謙去世近三十年后的事情了。還有學者指出：“趙之謙‘進入’日本，應該與初創時期的西泠印社有很大關系。”并提到：“專研趙之謙、大量收購趙之謙遺墨的河井仙郎，是西泠印社最早的日本社員。”西泠印社創建于1904年，此時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已經出版發行，說明此結論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大村西崖早已提出趙之謙“為今日海派之源”的觀點了。

趙之謙《牡丹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大村西崖在刊發《中國美術史》之前，還沒有到過上海，但他是有條件看到趙之謙的作品，因為在他來上海之前，已經有多位日本畫家來過上海。甚至還可以推斷，大村西崖有可能看到過許多其他海派作品，否則他怎么會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起來呢？大村西崖是第一位把趙之謙與海派聯系在一起的人，時間是1901年。今天我們把趙之謙視為“海派之源”也是來源于此，陳彬龢的譯本《中國美術史》明確說明是根據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的日文版本所譯。

趙之謙寫意花卉（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后來，潘天壽又強化了大村西崖的觀點。1936年，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一書中寫道：“會稽趙撝叔之謙，以金石書畫之趣，作花卉，宏肆古麗，開前海派之先河，已屬特起，一時學者宗之。”（見潘天壽《中國繪畫史》，團結出版社，第257頁）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是編譯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繪畫史》，因筆者無法查閱到此書原著，不知潘天壽此言是自己的觀點還是轉譯于此書。如果是屬于轉譯的話，說明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與大村西崖的觀點是一致的。但筆者翻檢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國繪畫史》一書，并沒有發現這一說法。

趙之謙作于清咸豐九年（1859年）的《為元卿花果圖冊十二開》（上海博物館藏），寫牡丹、令箭、荷花、菊花、葫蘆、梅竹、芙蓉、雞冠花、桃花、水仙、罌粟花等十二種花果，據其題識可知，其畫法分別取自陳洪綬、惲壽平、馬元馭、蔣廷錫、李鱓、李方膺、張敔、寄塵、任熊諸家。

趙之謙與海派的關系真的是說不盡，理還亂。也許正是這說不盡的復雜性才更有探究的意義。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抽絲剝繭，還原趙之謙為“海派之源”一說的來龍去脈。這也應該是“重看海派”應有之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