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被稱為“坐在礦車上的國家”，這反映了采礦業在該國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亞的采礦業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東南部銅礦的零星開發，但1851年爆發的淘金熱才真正奠定了其聲望。

被壓制的“淘金欲”

1830年代牧羊業大發展以來，牧羊人不斷深入澳大利亞殖民地腹地并發現天然黃金的消息已經時有耳聞。然而官方并沒有乘勢勘探金礦，反而竭盡所能壓制這一消息。

當局不能也不敢放任淘金活動的展開，其顧慮在于當時澳洲殖民地的性質與地位。自1788年英國第一艦隊拓殖澳洲后，50年間澳大利亞先后建立起若干個直轄于英國殖民部的流放犯殖民地（澳大利亞聯邦六個州的前身），可謂英國全球殖民體系中身份最低賤且地理最邊緣的移民殖民地。對帝國殖民部外派官僚而言，其首要使命在于監管囚犯并維護當地社會穩定。中央集權的官僚機器習慣于降低操作成本，它會盡可能規避自己要承擔的行政責任與風險，可淘金熱恰恰會加劇這方面的挑戰。

1839年，波蘭裔博物學家斯特澤勒奇伯爵在考察澳大利亞東南部農場時就獲得了黃金礦產樣本，他向自己的好友、新南威爾士總督喬治·吉普斯報告說新南威爾士殖民地肯定存在金礦。1841年，默奇森爵士發現斯特澤勒奇帶回國的金礦石標本和俄國已經開發的烏拉爾山區金礦石構造相像，由此也推測認為澳大利亞有黃金。他建議把英國康涅什地區的人送到澳大利亞采金，但是同樣沒有得到任何響應。后來斯特澤勒奇自己解釋了他為什么不敢擅自公布發現黃金的消息：“我收到了總督的警告，要我對自己公開這一消息的后果負責。因為總督說如果宣布殖民地是黃金地帶，那么要維持殖民地（新南威爾士、凡迪門、諾福克島）的社會秩序就不可能了，這里住著45000名流放犯。除非本土的刑法典有所修改，否則遣送流放就會變成對犯罪的獎賞而不再是懲罰。我得服從國家政治利益。”

另外，當時英國的礦產法與礦冶學知識水平也制約了黃金開發。1689年以后，英國法令規定銅、鉛、鐵等賤金屬礦藏都可以由私人開發，但是作為貴金屬的金銀礦所有權與開發權一律歸皇家所有，這就迫使普通殖民者即便發現了黃金也不愿意公布，惟恐被沒收所得。澳洲許多殖民地居民是戴罪之身，并不敢輕易挑釁權威，何況這里的土地在法律上多屬于皇家領地。

澳大利亞淘金熱

與此同時，十九世紀中期地質學才剛剛興起，很多時候還依附于植物學與動物學，相關的知識與研究不受重視。沿襲博物學傳統的殖民地政府最喜歡聘用植物學家而不是地質學家或者是礦冶學家，探險者們整天關注的是花草樹木而不是它們所掩蓋的礦物質。這樣一來，多數探險隊與旅行隊都極少考慮對澳大利亞東南部殖民區進行礦冶勘探。學界如此，民間就更缺乏黃金礦冶學的知識。由于黃金珍稀罕見，澳洲一般殖民者甚至從未見過天然黃金，結果就算發現了黃金樣本也無法確認，更遑論開采。

突如其來的淘金熱

盡管澳大利亞殖民當局一直隱瞞金礦資源的存在，但太平洋另一端的淘金熱迅速打破了這一局面——1848年初，加利福尼亞爆發了淘金熱。當時的加州名義上還屬于墨西哥，實際已是美國西進運動覬覦的最后一塊邊疆。由于缺乏官方權威的有效統轄，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毫無顧忌地被公諸于世，淘金者聞風而至亦不受管轄，黃金開采熱潮一發不可收拾。

1848年底，加州淘金熱的消息通過跨太平洋貿易航線從舊金山傳入悉尼。澳大利亞的居民頓時沸騰了，眾多擁有自由身份的殖民者立刻考慮動身前往加州，哪怕他們對加州一無所知。

“1849年初，有一艘運輸了1200盎司金子的船只從美洲駛來，經停悉尼時大家都看呆了，之前連加州在哪里都不清楚，現在立刻就相信了那里盛產黃金，于是人們馬上就想移民，不僅是殖民地中尚未安頓或者天性好冒險的人們想前往加州，新近從英國抵達的受資助的移民也是如此，他們一上岸就聽說了加州淘金熱，于是幾乎毫無例外的立刻拔腳啟程向加州，甚至連一天都不想多逗留。可他們受了資助，本該是澳洲的勞動力。”

澳大利亞本來就急缺自由勞動力，而在1849年和1850年中，不算吸引新移民方面的損失，僅從澳大利亞出境涌向加州的男性移民都有6000-8000人。如此一來，勞動力短缺問題雪上加霜，剛剛由牧羊業推動而開始試行的自由移民殖民政策面臨嚴峻挑戰。

1849年初，面對洶涌離境奔赴加州的移民，新任新南威爾士總督查爾斯·費茲洛伊不得不開始考慮以對等的手段來阻止人口流失。3月1日，費茲洛伊向當時的殖民國務大臣約翰·格雷發去了緊急信件暗示能否也進行黃金開發，他舉證說：“我新得到一塊重達3.5盎司的純金礦石。只是還不知道確切的出產地方，但這似乎肯定是在大分水嶺西側發現的。”費茲洛伊和他前任的態度已經頗有不同，后者根本就沒打算向倫敦政府報告有關消息，還竭力扼殺消息的擴散。到1850年，當局已經被澳洲發現黃金的消息攪擾得進退兩難，盡管費茲洛伊總督受命被迫重申禁止私人開采貴金屬，但他認識到這對遏制人口流失極為不利。事實上，如果澳洲殖民地爆發淘金熱，那可能會導致社會動蕩，但若沒有類似的運動，社會或許會瓦解。

具有諷刺性的是，加州淘金熱從1850年底起逐漸趨于平息，所以一些前去淘金的澳洲礦工開始打道回府。這批被稱為“1849年人”的淘金移民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淘金經驗，其中一名叫愛德華·哈格里夫斯的淘金者突然奇想，堅持要回家鄉淘金。

“我的腦海中本沒有任何地質科學方面的理論準備，我只是簡單地比較了我在加利福尼亞所看到的地質結構以及18年前我在澳洲見過的景象；而且我完全相信，如果（加州）表露的這種地質地貌可以探測到黃金，那么澳洲也會有的。我立刻就按照這種想法去實踐了”。哈格里夫斯于1851年1月返回到澳洲，2月5日就結伴前往巴瑟斯特尋找金礦。一周后他果然有所斬獲，于是立刻返回悉尼聯系殖民當局。3月初他面見殖民地秘書，試探性地宣稱說自己正在尋找金子以求得官方獎賞。當他發現官方對開發金礦并不拒斥后，又大膽威脅說如果當局不獎勵自己，他干脆把消息公之于眾。4月15日，當局回信答應了他的請求，于是4月30日哈格里夫斯回信報告了金礦的具體位置，旋即又返回巴瑟斯特。他唯恐政府賴賬而故意把消息泄露給媒體，一石激起千層浪。5月18日，他再次寫信給殖民地秘書說已經有數百人隨他一起采礦，淘金熱已勢不可擋。

淘金熱產生了廣泛的社會連鎖反應。1851年5月，哈格里夫斯將自己發現的巴瑟斯特礦區命名為“俄斐”（Ophir）——這是《圣經》中所記載盛產黃金和寶石的地方。“在公布發現黃金的剎那，簡直無法用言辭形容社會各階層的興奮勁兒。”俄斐在淘金熱爆發頭一個月內就吸引了數百名淘金者，他們幾乎都是從距離它最近的大據點悉尼而來。在哈格里夫斯等“1849年人”榜樣的帶領下，加利福尼亞礦工的經驗很快得到了傳播，淘金經驗的迅速推廣又進一步降低了普通人加入淘金熱的門檻，這樣涌入新南威爾士的礦工群體如滾雪球般壯大，金礦如雨后春筍般冒出。

顯然，澳洲人口外流的趨勢已被遏制，但殖民當局一直擔心的社會不穩局面也已出現。于是總督立刻想搬出私人不得挖掘黃金的礦產法來穩定社會局面。可是，“總督很明智地發現這已經不可能控制了，那個從中世紀沿襲下來的規矩，再沒有約束力。在16000英里之外的地方，靠這么捉襟見肘的政府人手根本不可能阻擋如此多淘金者的步伐”。于是在1851年5月23日，悉尼當局只好頒令允許礦工自由淘金，但必須事先繳納金礦開采許可費以表示對皇家所有權的尊重這樣一來，“皇室擁有黃金的敕令被轉化為一種無足輕重的勒索”。不過，新南威爾士的淘金熱緩解了澳洲移民流失的勢頭，卻引發了澳洲其他殖民地的危機，而這又促成了淘金熱向更深遠的范圍擴散。

澳大利亞巴拉瑞特市的淘金古城

淘金熱的蔓延

新南威爾士淘金熱爆發后不到4個月，與之毗鄰的維多利亞殖民地淘金熱也拉開了帷幕。

1851年才從新南威爾士分離出來的維多利亞殖民地以墨爾本為首府，受加州淘金熱的沖擊較小。因為這里與北美洲相隔過于遙遠、聯系很少。更重要的是這里人群結構比較簡單、人均資源格外充裕，尤其是吸納了多數就業人口的牧羊業盈利空間巨大。不過由于交通基礎設施落后，維多利亞同樣不足以吸引自由移民。如新南威爾士的官僚一樣，實際掌控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大牧場主和大商人也一直力圖封殺這里存在黃金的消息，他們害怕淘金活動會吸引走有限的牧羊業勞動力，還可能破壞既有的畜牧資源。

然而新南威爾士爆發淘金熱后，維多利亞殖民地統治階層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因為大眾輿論感覺挖黃金的回報率肯定比牧羊業高得多，何況從維多利亞前往新南威爾士的交通成本很低。于是維多利亞殖民者紛紛離境，一時間墨爾本人口“每天減少數百人，社會經濟秩序出現了紊亂，勞動力都涌向新南威爾士金礦區”。剛剛獨立的維多利亞殖民地很快陷入人口銳減的窘境。1851年6月，惶恐不安的墨爾本資本家們自發成立了“黃金獎賞委員會”，公告稱任何在距離墨爾本120英里范圍內發現黃金的個人都可以獲得200英鎊的獎勵。懸賞告示發出僅僅三個禮拜后，一個探金團隊就在墨爾本東北方向的山區發現了金礦。此后又過了一個月，一名長途馬車夫率領伙伴在墨爾本西北方向120英里處的克倫斯河發現了更豐富的沖積金礦。此后發現的金礦層出不窮，淘金熱終于蔓延到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各個角落。

維多利亞殖民當局對此也推波助瀾。1851年6月份時，為了遏制居民向新南威爾士移民，維多利亞總督拉籌伯對黃金獎賞委員會的懸賞令表示了公開支持，甚至撥款1萬英鎊用作獎勵的準備金。具有本土優勢的維多利亞淘金熱勢不可擋，對當地居民來說，“出門挖金子更像是參加巨大的宴會、運動會或者那些在家信中值得吹噓的事情。通往巴拉臘特的小路上擠擠挨挨行進著牛車、馬車、驢車、狗和羊，還有手推車。背著耙子的淘金者好像鐵路的調度員，……連牧師都跑了”。當年11月，拉籌伯給英國殖民地大臣格雷提交報告說：“維多利亞發現的金礦距離城鎮比較近，結果在墨爾本、季隆及其廣大郊區，短短三個禮拜的時間中，許多男性居民都已經消失了。棉花田荒蕪了，房間都被出租了，商業停頓，甚至連學校也關門了。雇傭工人越來越難，這種情況下，任何契約合同都沒有人遵守了。”極為諷刺的是，這封信在次年4月份才送到倫敦，因為沿海港口的水手們都跑去淘金了，船只被舍棄在碼頭，政府都沒找到直航的船。

從1852年下半年開始至1861年，海外移民也開始如潮水般涌入礦區，平均每年都在4萬人左右，其中包括大量中國廣東移民，墨爾本也被華人稱為“新金山”。澳大利亞淘金熱成為近代國際移民運動的關鍵推動力。

淘金熱是偶然，還是必然？

澳大利亞爆發淘金熱是一連串事件傳導的結果，這一過程中的歷史偶然性與投機感無處不在：無論是突如其來的加利福尼亞淘金熱的刺激，亦或哈格里夫斯僅根據回憶就返鄉尋金，甚至墨爾本金礦委員會的懸賞覓金。吊詭的是，這些沖擊或者沖動最終引發了影響深遠的歷史變局，這相當程度上催生了澳大利亞社會文化中存在的一種上天眷顧的優越感。

然而淘金熱的爆發同樣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澳洲當局之所以最終放任淘金熱，關鍵是希望遏制自由勞動力的流失。因為澳洲大陸既沒有原住民勞動力可供壓榨，地理的偏僻及流放犯的口碑亦妨礙自由移民。英國于1830年代開始落實的“系統殖民理論”要求擴大澳洲勞動力的供給，主張減少向澳洲流放囚犯，加大力量資助貧困的英國公民移居澳洲，以廉價土地吸引定居。在淘金熱爆發前，自由移民已經處于逐步增加的態勢。澳大利亞殖民地轉型已存在一種必然趨勢，淘金熱使得這一態勢不可逆轉。

昔日的淘金場

從更廣闊的世界歷史進程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調整對淘金熱的爆發同樣至關重要。“1850年前后，整個歐洲都處于艱難時世——在英國，鐵路大投機后的經濟凋敝、愛爾蘭大饑荒以及大憲章運動都讓整個國家陷入動蕩和發展的低谷。在法國，1848年革命推翻了政府，巴黎從此反復成為政治暴亂的中心。隨后法國又發動入侵意大利的戰爭。在德意志，內亂不休，累斯頓的起義緊隨巴登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起義而爆發。在奧匈帝國，諸侯陷入戰爭，還將戰禍引向波蘭，整個世界都亟需發展，渴求貨幣……而澳洲黃金的發現簡直就是一劑強心針，一下子挑動了大眾的心。”作為全球殖民體系及資本主義市場核心的歐洲面臨著重大困境，而原本處于歐洲列強擴張邊緣地帶的澳大利亞則通過淘金熱給全球市場補充了動力。當時的英國不僅是一個殖民帝國，更不斷編織著全球自由貿易的網絡，鴉片戰爭之后，這個網絡中跨太平洋的人員、資本與技術交流迅猛增加。而如同哈格里夫斯那樣的“1849年人”把淘金熱從加利福尼亞擴散到澳大利亞，最終又吸引來華人勞工，全球市場因此首次實現了跨南太平洋區間的資源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