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要談到女性藝術都會讓我有種本能的不情愿，聰明的女性藝術家都應該拒絕關于性別的討論。語言詞匯在不同的語境中都會有歧義，我始終覺得“女性主義”甚至是“女性藝術”這樣的詞匯，在中國的現時文化里是個偽問題。如果只是把同一性別的藝術家湊一起就叫做女性藝術，實際是缺乏問題的針對性的。

中國的女性問題確實是非常復雜的，那么在一個差異巨大，背景復雜的社會里，中國的女性問題怎么談?中國的“女性藝術”怎么談?從什么角度談?為什么中國的女性藝術家這么少?如果問到中國的女性藝術家是不是女性主義者，為什么絕大多數人都會否認?為什么我們單單要把女性創作拿出來討論?女性主義者意味著什么?

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曾經給我很大啟示，她說過：“如果性別是男女不平等的性化(Sexualization)所采用的凝固不變的形式，那么，不平等的性化就先于性別出現，而性別則是其結果。”

向京《異境—這個世界會好嗎?》2011年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在比利時舉辦的中國女性藝術家聯展，展覽充斥著織物、絲綢、桃紅、粉紅這些元素。不管是男性策展人，還是女性策展人，碰到做女性的展覽，頭腦里的“定義”便會即時蘇醒。當你做一件作品，觀者的潛臺詞也常常是——哦，因為你是女性，中國的女性，所以這樣創作。在藝術圈，幾乎每個女性藝術家都會被介紹為“重要的女藝術家”。“女”這一前綴似乎時刻提醒著你的邊緣性。而創作者尋求自我建構的本能總是與這樣不離不棄的身份標簽對抗著。

朱迪斯·巴特勒還說過，把女人等同于性別，是把女人這個范疇與她們的身體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絕給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權，就好像這些理當是男性所享受的一樣。 這一觀點的女性主義火藥味就很濃了。在中國文化的語境里，同樣的女性問題是無法做到“微觀化”的。因“微觀化”的前提是先從社會整體狀況和歷史視角上去理解和討論“中國式”女性問題的成因和現實，所有局部的孤立問題的討論都不具備說服力。然而，在二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我也在不斷被規訓的過程中緩慢地喚醒了關于性別的自覺意識，并且幾乎無可回避地“冒險”涉入了關于女性身份問題的討論。

向京《果兒》玻璃鋼著色，176x52x39cm，2005年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說過，女性注定是身體性動物。借由身體感知和思考，這種身體性肯定帶來很多的局限，這種認知近似于被稱作“本質主義者”的第一代女性主義藝術家。但她們更積極堅決地由此推動揭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方式”。

為什么女性總是更愿意用身體作為創作的素材?一方面和這種身體性的屬性有關，女性更傾向把身體作為感知的媒介和世界發生關系;另一方面，女性的身體在文化里始終是被客體化的，被觀看的。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著名的《觀看之道》里寫道：“我們也許可以這么簡單地說：男性行動，而女性顯現。女性觀看被觀看的自己。這不僅僅決定了男性與女性關系的大部分，也決定了女性看待她們自己的關系。女性自身中的觀察者是男性，即被觀察者是女性。這樣她將其自身轉化為一個客體，尤其是轉化為一個視覺的客體，即一種情景。”在中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中還有包含文化上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因素。用女性身體創作，是雙刃劍，一方面你要利用身體這個“利器”對抗這種觀看上的習慣和眼光，另一方面要時刻警惕這樣的創作方法可能導致的結果——女性的身體只要出現，就會很容易被文化習慣消費掉。

身體性還有另外一個特征就是情感。女性創作普遍具有自傳性的表達傾向，這也是身體經驗的思維習慣。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在她那篇著名的《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里，否定由性別所劃分的所謂“男性氣質”、“女性氣質”，反對藝術是個體情緒經驗的直接表達，或是把私人生活翻譯成視覺形象。諾克林所批駁的還有諸如“由于社會屬性的邊緣化，內向的方向似乎是女性天然的覺悟”這類的觀點。然而內化是創作思考中的重要過程， 太多偉大的創作者，都經歷了強大的內化過程，不分男女。盡管我一向不認為我的創作帶有自傳傾向——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視角觀看自己，但我很認可對女性藝術的這個評價;并且深層次里，我繞不開身份話題，也和這樣的視角圓心有關——所謂“看世界都是透過我的眼光”這樣的論點已經暴露無遺。那么自傳性的特征由何而來?除了身體媒介是女性創作者的重要依賴的因素，我還是覺得在中國文化范圍里，女性處在更邊緣的社會角色，而因此獲得了更多自省(至少是自我觀照)的機會;社會凝視也讓女性更習慣觀察自我以及同性的群體，并由此獲得自我確認，而自我覺悟也常常是在這樣的功課里完成的。

“自我”總是個存在的重要命題。現代的網絡環境造就了“自我意識”的文化，但這個自我并不代表真正的主體性。而生物性的性別意識也不能造就我們的主體性，甚至會被消費文化消解，制造同質化的人，削弱需要內化來建構的自我。

向京《一百個人演奏你?還是一個人?》玻璃鋼著色，2007年

歸根結底，所有問題都是創作的問題，是探索主體性的問題，而不是性別問題。 最終解決創作問題，還是要超越個體的經驗，達成對作為生存背景的社會性話題的介入，對權力機制的思考，才能獲得真正的主體自覺意識。我始終反對無休止地糾纏在圓點上，應該把“我”放在文化上，放在權力系統里去理解，才能獲得“我”的坐標， 對作為社會和文化構成的女性“身份”進行切實思考，切入生存的實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