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右撇子”（即通常所說的“正手”，或“右利手”。以免被指控為“左撇子”歧視，故采用“右撇子”的說法）為主流的世界中，“左撇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左撇子”現象越來越受關注的今天，考古家也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以免在自己的研究中漏掉重要的信息。

美國堪薩斯州托佩卡市的一群左撇子，在1975年8月13日建立了一個名為“左撇子國際”的組織。該組織在一年后將8月13日定為“國際左撇子日”，并且得到幾十個國家左撇子組織的承認。該組織號召全世界左撇子聯合起來，為爭取自身的利益而斗爭，提醒人們設計產品時應該考慮左撇子的方便，爭取消除全社會對左撇子的偏見。

世界史中的“左撇子”

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左撇子。拿破侖夫婦都是左撇子。拿破侖掌權之前，曾反對法國軍隊右手持槍的傳統。當他登上權力寶座后，拿破侖下令法國軍隊改為左手持槍，并在公路左側行軍。可以說拿破侖是歷史上最強勢的左撇子。

蘇格蘭的科爾家族是典型的左撇子家族。其名下的房屋、城堡，例如芬尼赫斯特城堡（Ferniehirst Castle）的旋轉樓梯，與通常的方向正好相反，以利于左手持劍的戰士運動。他們還發現眾多的左撇子士兵在對戰中占有很大的優勢，因此開始特意訓練左手持劍。這與中國乒乓球隊曾經有意識地選撥左撇子隊員具有同樣的思維方式。

芬尼赫斯特城堡（Ferniehirst Castle）的旋轉樓梯

以色列士師時代（公元前13世紀--公元前1030年，共有12位士師）的第2位士師以笏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左撇子刺客。他打造了一批短劍，藏在右腿的褲管里，去給統治以色列的摩押王伊磯倫進貢。伊磯倫的侍從們仔細搜查了以笏，但沒有搜查右腿，因為通常誰也不在右腿上佩帶刀劍之類的兵器。借故將閑雜人等支開以后，以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抽出劍來刺透了伊磯倫的胸膛。以笏成功地利用了人們對左撇手的忽視，取得了奇兵的效果。

士師以笏

考古學家曾對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特人（距今12—2.4萬年前分布于歐洲、亞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的用手習慣進行過研究。發現大多數工具上的磨損和裂紋都昭示著它們的使用者是右撇子。大部分工具是用來處理獸皮的。通常人們會抓住獵物的牙齒，然后用那些工具耙平獸皮。因此牙齒上會留有一些刮痕，研究者正是通過這些刮痕的方向來判斷使用者慣用哪一只手——通常都不是左撇子。當然也有一些慣用左手的人留下了方向不同的刮痕。根據統計，尼安德特人大約有10％是左撇子。

尼安德特人

中國考古發現中的“左撇子”

王仁湘先生早年曾對帶鉤做過深入全面的研究，近年又對帶鉤的掛接方式有所討論。他在《左與右的選擇：束帶掛鉤的方向》（《中國文物報》2011年4月29日6版）一文中，利用戰國時期帶鉤的圖像、帶鉤在墓內的出土情況、帶鉤裝飾圖案上的方向性等，推斷帶鉤入孔的主導方向是由右向左，左手執帶，右手執鉤將鉤首掛入帶孔，并認為這是“右利手”主導的結果。

早已有人注意左撇子所用的石鐮。李偉先生《良渚：巫政之國的興衰》（《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40期）說：“良渚時期的石鐮分為雙刃和單刃兩種。雙刃石鐮左、右手都可以握。但是單刃石鐮，必須確定使用手。有趣的是，良渚出土的單面石鐮90%都是供左手使用的。這是否意味著良渚人以左撇子為主？并造成了這一代尚左的習俗？”另據《良渚古人大多是“左撇子”》（《蘇州日報》2013年7月12日），蘇州大學博物館的“太湖沉寶·古吳石器展”也是按照左手握柄的方式來展出石鐮的。王明達先生指出：這些石鐮的刃口是單面刃，也就是從上面向下斜著磨，底面卻是平整的，反過來拿就割不動農作物和雜草了。并斷定“由此證明，良渚人大多是‘左撇子’！”

二里頭遺址的石鐮也可以分為單面刃（84頁圖46：12）、雙面刃（180頁圖111：3）兩種類型。兩種石鐮在報告的線圖中都是按照“右撇子”的習慣擺放的。單面刃的石鐮如果用左手操作，則刃部與地皮之間有很大的空隙，因此只能由右手操作。雙面刃的石鐮則既可以由左手操作，也可以由右手操作。從邏輯上講，還應有一種專供左撇子的單面刃石鐮，可惜至今尚未發現。在現有資料條件下，有專供“右撇子”的單面刃者對照，我們也可以將雙面刃者理解為左撇子專供。《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里，二里頭一期有2例，全為單面刃。二里頭二期有4例，1例為雙面刃。二里頭三期有7例，6例單面刃，1件雙面刃。三期合計共有13例，其中雙面刃者3例，約占15%。

有意思的是，鄭州商城出土的石鐮幾乎都是雙面刃（《鄭州商城》606頁圖417），與二里頭遺址以單面刃為主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明顯區別，似乎在以前討論兩大遺址的異同時被忽略了。按照上面關于二里頭的單面刃石鐮為“右撇子”專用的分析，鄭州商城占主流的雙面刃石鐮應是左、右撇子都能使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變化？經初步查考，淇縣宋窯遺址輝衛文化出土49件石鐮，報告中有圖像的7件都是雙面刃（144頁圖54）。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出土兩件石鐮，都是雙面刃（《泗水尹家城》184頁圖127）。據此可以初步推斷，鄭州商城以雙面刃石鐮為主流的現象，應是受了二里頭文化之外其它文化的影響。

在主要屬于晚商時期（個別或可延至周初）的“族徽”文字中，有一組手拿兵器或屠刀的圖像。其中既有右手持械者，也有左手持械者。我們統計了容庚先生《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里的四種圖像：015號：正面立人單手持戈、鉞或刀。共5例，均為右手持械。016號：正面立人一手持戈，一手持盾。共11例，左手持戈者3例（以上1027頁）。021號：斬首圖像，正面立人無首，其上之鉞刃部朝下作砍殺狀。共10例，左手持斧者2例（1029頁）。213號：宰豬圖像，由豬、刀和人手三部分組成。共6例，左手持刀者1例（1081頁）。四類圖像共有32例，其中左手持械者6例，約占19%。

我們還對王心怡先生《商周圖像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中的正面立人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的圖像進行了統計。總計26例，其中左手持戈者5例，約占19%（115-6頁）。

“右撇子”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主流

通過圖像觀察和數量統計，我們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右手持械還是左手持械對圖像文字本身的意義無差別。

第二，右手持械者遠多于左手持械者。關于“左撇子”在整個人群中所占比例，網文中都很多統計數據。歸納起來，大約有三種，一是約5%，二是約10%，三是約20%。可惜見到的統計數據沒有一個提供原始出處，也沒有說明是對哪些人群進行的統計。

第三，圖像文字中左撇子所占比例，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左撇子所占的比例。我們所做的兩個統計與上文所引的20%比較接近。至少，左撇子僅占少數的情況，應與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相合。除了極個別的家族，例如上面提到的科爾家族之外，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社會的左撇子居多數。

第四，圖像中左、右撇子的選擇值得思考。族徽是家族的形象代言，其在青銅器上的制作應是比較嚴肅的。決定族徽圖樣者不外乎定作者和制作者，而這兩種人中還有可能細分為決策者和執行者。照常理，如果不是科爾那樣的左撇子家族，一般人只關心族徽是否正確。根據同一族徽中兼有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情況分析，定作者似乎并不關心圖中之人是否左撇子，因此四種族徽中左撇子、右撇子的選擇應是匠師所為。是什么因素決定了匠師對左撇子、右撇子的選擇呢？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推理就是左撇子習慣于做一個左撇子，右撇子習慣于做一個右撇子。或許正因為如此，族徽圖像文字中左撇子的比例才會與社會中左撇子的比例接近。

在以“右撇子”為主導的世界中，很多器物、槍械的制作僅僅考慮到“右撇子”們的使用習慣，從而使左撇子們遭遇到各種不便。左撇子們往往要多花很多的氣力去練習，才能用右手進行操作。在考古材料中，有的器物明顯是按照右手操作的習慣設計的。爵是考古家們最熟悉的器物之一，其制作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以二里頭遺址1975年發現的1件銅爵為例。其流、把、尾的相對位置，顯然是按照右手操作進行設計的。經初步查考，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陶爵中，尚未見到可以用左手操作者。不難想象，二里頭遺址的左撇子們，只能悲劇地用右手十分不自然地執爵。

自古至今軍隊中的“左撇子”都是比較痛苦的，都是被強制改造的對象。最近在網絡新聞中看到軍隊中開始裝備適合左撇子的槍械。舉世聞名的秦始皇兵馬俑里面也有左撇子。考古家曾經發現了幾件左手姿勢怪異的兵俑，右臂前曲折肘，右手拇指與四指呈空心環狀，做持長兵器狀，左臂則下垂，左手大拇指與四指空握，手臂用力向外側扭轉，拳心向上。對于這種怪異的姿勢。劉占成先生認為這是“左撇子”的體現，這說明秦俑里也有左撇子。只是劉說仍有未盡之處。這些左手怪異的兵俑的總體姿勢也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與“右撇子”相同。其怪異的左手實際上只是象征性或習慣性的用了左手在前的姿勢。這應是軍隊中被強制改造過了的左撇子。

總而言之，人類文化遺存中有不少可供辨識左撇子與“右撇子”的材料，不過相關的研究仍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還有很多現象尚待研究。只要我們將左撇子與“右撇子”放在心上，就不難把有關的信息從遺跡、遺物中提取出來，從而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左、右之別，尤其是禮儀中左右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