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庫房文物不像普通的搬家具，短期之內根本不可能轉運完。天災來襲或許是特例，但面對文物安全，博物館需要未雨綢繆。

　　近段時間以來，南方的暴雨與洪澇災害不僅牽動著無數大眾的心，也引發了眾多業內人士、愛好者對于文物安全的關注。例如受暴雨的侵襲，前不久湖南湘西里耶秦簡博物館就上演了一場文物轉移的“保衛戰”。防范天災，博物館應急機制如何？答案似乎并不如想像中那般簡單。

　　與洪水“賽跑”

　　最近，四川三星堆博物館將舉辦一場為期3個月的展覽，其展品匯集了中國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青銅文化遺址出土的精品文物135件，一級文物占比80%，展品包括司母辛鼎、大禾人面紋方鼎、犧首獸面紋銅尊、象紋大銅鐃等。

　　據悉，參加該展覽的文物借展單位共8家，分別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殷墟博物館、武漢盤龍城遺址博物館、長沙市博物館、岳陽市博物館與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就在日前，這些于6月底在北京完成點交、包裝工作后出發的文物已經抵川。

　　眾所周知，在文物的運輸過程中，保障安全首當其沖。而在回憶起此番文物入川，三星堆博物館負責點交的工作人員郭漢中依然心有余悸，由于湖南、湖北遭遇洪水，文物運輸過程中，曾幾次與洪水相遇。“一路上與洪水賽跑，有驚無險。”郭漢中說。

　　相比之下，湖南省湘西州龍山縣里耶古鎮秦簡博物館的遭遇，則更加顯得驚心動魄。6月20日，里耶古鎮因大雨導致潰壩，潰壩的位置就在里耶秦簡博物館對面，相距不足200米，博物館一度被水包圍，甚至斷電。

　　事發時，正受邀為博物館工作人員進行秦漢禮儀培訓的王輝參與了文物營救行動。他在接受相關媒體采訪時回憶，當天上午9點多，博物館副館長通知大家“洪水要來了”，并要求他和他的朋友迅速撤離，而自己在走出博物館后發現，水位上漲極為迅猛，于是又和朋友返回博物館，希望能“搭把手”。

　　經過同意，他們開始幫助工作人員搬運箱子。但沒想到的是，“屋里的燈突然全滅了，一片漆黑。”幸好王輝隨身裝著手電筒。當天上午11點多，王輝走出博物館，幾分鐘后，洪水已經漫過了他的腳脖子。

　　事后，里耶秦簡博物館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里耶秦簡已經全部轉移到了安全地帶，沒有受到洪水影響。

　　不是那么好搬的

　　事實上，博物館遭受暴雨的困擾，這樣的事例并非今年才出現。

　　例如去年就曾有媒體報道，由于地勢比較低等客觀原因，西安半坡博物館成為了洪澇的重災區。僅去年入夏后的一段時期內，該博物館遭受的“洪水”圍困就已經達到了四次之多。甚至不夸張地說，這里是“逢暴雨必淹”。

　　據該博物館相關負責人介紹，正是因為如此，博物館的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被鍛煉成了專業抗洪老手。盡管這位負責人的描述中有玩笑意味，卻形象地反映出了該博物館所面臨的尷尬。據了解，為了應對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洪水圍門，館內量身訂制了專門的鋼制擋板，還有大量的沙袋、鐵鍬、撬杠等工具備用。

　　既然暴雨、洪澇頻頻成為威脅館藏文物安全的“天敵”，那么博物館是否又具備一定的預備措施？

　　“以我們的博物館為例，下雨的時候，工程組、設備組的工作人員就會到館內各處進行檢查，看看有沒有漏水之類的情況發生。如果雨大，保衛科這邊也會時刻繃緊弦，比如準備一些沙袋等。”南方某省會城市一家市級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商報》記者，“目前我們博物館還沒有遭受暴雨洪澇的影響。萬一真出現突發情況，博物館當然會要組織將文物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但這也存在一個問題，安全的地方肯定是有的，但庫房的文物通常是大批量，搬文物不像普通的搬家具，短期之內根本不可能轉運完。”

　　還需認真“做功課”

　　這位工作人員還透露道，據他了解的情況，比如里耶秦簡博物館此次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大部分秦簡目前依然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內展出的只是少部分，所以相對來說，臨時的撤離工作還不算特別艱巨，否則僅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是來不及保障所有秦簡安全的。”

　　值得一提的是，記者注意到，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關于博物館在防火、防盜、防水、防震等方面的安全保障，業內主要的參照標準是《博物館建筑設計規范》以及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相關管理規定。然而也有多年從事文博工作的業內人士表示，這些標準主要針對的還是博物館的日常。在洪澇這樣的突發狀況中，相關應急措施主要是靠博物館各用各的處理方式，缺乏統一的指導標準。“至于有建議說建立一個應急庫房這樣的做法，據我所知業內還沒有這樣的先例。”

　　另一方面，采訪中多位文博機構的人士均表示，像洪澇災害這樣的“天災”，根源還是在于整個城市的排水系統給力與否。在他們看來，僅憑博物館自身的力量，難以完善地去做好“未雨綢繆”，而是需要多方面配合，比如部門配合建立一定的預警機制等等，而關鍵則在于“博物館相關負責人與相關主管部門是否真正把文物安全置之首位”。也有人認為，天災直接波及館藏文物安全，這樣的現象出現的幾率實在太低，相比城市，對此更應當引起重視的是那些縣級博物館。不過這又延伸出另外一個問題，這些博物館在防范意識、資金與人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

　　當然，雖然對洪澇等災害的關注已經上升到了社會問題的層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博物館就完全失去了主動性，有業內人士就此表達出了擔憂，“現在博物館越來越多，一些博物館在建立之初只想到要大、要氣派，而不是首先去站在文物保護的角度考慮地勢選得是否得當，建筑工程質量是否過關。舉個例子，江西贛州的‘福壽溝’排水系統修建于北宋年間，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贛州每年汛期的降雨量也非常大，但正是由于‘福壽溝’的存在，才保證了當地的‘千年不澇’，這說明了什么？對博物館建設管理而言是不是也能引起一定的反思？光靠簡單轉移了事并不是周全之策，文物的安全需要業界時刻警醒和認真‘做功課’。”

　　或許，天災難料，文博機構一己之力仍顯單薄。然而，特例演變為一種社會問題的凸顯，最起碼應當“繃緊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