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某個空間放一尊雕塑已遠遠不是公共藝術的全部。公共藝術是一個正在不斷“生長”的領域，它模糊了很多學科的界線，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公共藝術與民眾之間到底有多少距離？公共藝術，到底是誰的藝術？這樣的藝術與社區到底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
墨西哥灣海底公共藝術項目《無聲的進化》一景。
對于當下城市公共雕塑的詬病并不鮮見，然而，時至今日，所謂的“公共藝術”早已不僅是在城市的某個空間放一尊雕塑那么簡單，當然，城市雕塑依然是公共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已遠遠不是公共藝術的全部。
究竟什么是公共藝術？盡管學術界對此還鮮有一個清晰的定義，但是，公共空間、公共性、藝術性、在地性、跨學科、跨媒介無疑都是談論公共藝術時繞不開的關鍵詞。
然而，更核心的問題是，公共藝術與公眾到底存在著什么關系？公共藝術，到底是誰的藝術？前不久在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與國際公共藝術協會（IPA）共同主辦的“2016國際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上，一些學者認為，“公共藝術不僅是雕塑、或是一般靜態的視覺呈現，而往往是通過一些行為，一些事件，還有一些人們交互的平臺建設，來讓大家進行對話，讓各種意見可以得到一種呈現。這恰恰為社會民主、社區治理提供了多樣性的渠道和可能性。中國公共藝術很多都訴諸外在的視覺張揚，而對社區生活的深度介入與對民眾的尊重等方面，做得還不夠。”
在上大美院舉行的“2016國際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上呈現的南美研究員加百利·瑞貝羅作品《巨像》 上海大學出版社和《公共藝術》雜志供圖
“全球視野”下的“地方重塑”
按照一些學者的解釋，公共藝術當下正處在從靜態走向動態、走向多元的發展過程，它不僅可以是一尊雕塑、一棟建筑，也可以是一場演出、一個事件，甚至一場游戲、一次聚餐都能成為公共藝術的形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進行社區建設，或者提出自己的社會見解、環保主張……這一切都以藝術的名義進行，雖然在公共藝術的概念出現之前，把一些事情當作藝術看上去是那么荒誕，畢竟，吃頓飯、做個游戲怎么就成藝術了，它們到底有何價值？
在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舉行的“2016國際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上，各國研究員就以一個個現實的案例來探討公共藝術的多元形式和價值，試圖探究公共藝術研究方法及其未來的總體發展趨勢，構建有效的國際公共藝術研究與交流平臺。
來自16個國家的24位國際公共藝術協會成員圍繞公共藝術研究總體構架、公共藝術與地方重塑、公共藝術資料收集檢索具體方法三方面的內容進行討論。這些研究員遍布全球七個地區，包括東亞、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歐洲、非洲、南美、北美、中東及南亞地區。他們對各自地區公共藝術作品案例的介紹，也逐漸勾勒出全球公共藝術發展的現狀。
美國《公共藝術評論》雜志的作者杰西卡·菲婭拉（Jessica Fiala）和編輯、策展人梅根·歌博（Megan Guerber）介紹了當地一個以社區居民聚餐為形式的公共藝術項目。菲婭拉和歌博表示，這個項目為當地居民建立了一種新的交流頻道。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翁劍青認為：“這種共享與交流有利于增進當地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加強社區共識。這讓我們看到，西方的公共藝術不僅是雕塑、或是一般靜態的視覺呈現，而往往是通過一些行為，一些事件，還有一些人們交互的平臺建設，來讓大家進行對話，讓各種意見可以得到一種呈現。這恰恰為社區自治提供了多樣性的渠道和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轉換一個文化環境，比如在中國的某個社區，人們習以為常的聚餐形式還能否起到與美國社區一樣的效果呢？退一步說，如果同樣在美國，但換一個社區，能否同樣奏效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這就引出公共藝術中的一個基本要素——“在地性”。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公共藝術研究領域資深專家汪大偉教授對此這樣概括：“我理解的在地性就是不可復制性，‘非此地不可’，也就是說離開這個地方、背景，該作品就可能毫無意義了”。
在上大美院舉行的“2016國際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上呈現的歐洲研究員茱茜·喬克拉作品《林間小路》 上海大學出版社和《公共藝術》雜志供圖
那公共藝術對相應空間的作用和價值何在？汪大偉教授直截了當地指出：“地方重塑”。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他表示：“隨著城鎮化的發展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空心化問題、鄉土文化精神缺失的問題、文化自信缺失的問題等，而公共藝術就是如何用藝術的語言、藝術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以實現地方環境、人文精神的重塑。”
關于“地方重塑”，上大美院國際公共藝術獎研究員年會提供了不少案例。定居印度的法國策展人伊芙·萊米斯爾（Eve Lemesle）介紹了一個名為“藝術之路：裴妮亞地鐵計劃”的案例。“藝術之路”是由印度班加羅爾喬杜里藝術學院的學生們發起的，致力于通過藝術與裝置將都市基礎設施轉化為文化中心。這個項目與班加羅爾地鐵有限公司(BMRCL)合作，給予班加羅爾的居民更充分的公共空間使用權，并在當地地鐵系統中分享了本地歷史。項目意在思考與社區、身份有關的多重問題，以及什么樣的藝術與設計可以將公共空間改為擁有精神的場所。
裴妮亞是班加羅爾市一片重要的快速發展區域，而它的建筑面貌卻在為工業及其他的城市發展讓路。因此，這個“裴妮亞地鐵計劃”就想通過多種多樣與當地歷史文化有關的藝術作品，或明亮詼諧、或發人深省，來吸引當地的民眾和地鐵旅客。
有一個有趣的裝置作品叫“裴妮亞的色彩”，它被懸掛在樓梯側面的墻上，不同顏色的圓筒密集排列，形成一塊非常有當地特色的調色板。另一件作品別出心裁地探索起“偉大的印度菜”，這種當地的食物地鐵旅客們每天都會帶著，但似乎從來也沒人認真思考過它。還有一個由當地廢料場的管子組裝而成的聲音裝置陪伴旅客們候車，人們在無聊等待之余是否也會閃念思考，那些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是否真是廢物呢？凡此種種，伴隨班加羅爾城市景觀的改變，“藝術之路”團隊所創作的那些將當地歷史與當代都市風格相結合的作品已受到有關方面越來越多的關注。
上海地鐵16號線臨港大道站的一件公共藝術作品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供圖
巧合的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在對上海地鐵公共藝術現狀的采訪中也發現，公共藝術的發展以及“地方重塑”的理念也在近幾年越來越受到有關方面的關注。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技術主管、有著多年地鐵公共藝術管理經驗的何斌告訴澎湃新聞：“世博會之后，地鐵建設進入了新一輪的發展，對于地鐵公共藝術的理解也到了一個新的層次，申通集團開始編制基于全網絡的公共藝術發展規劃，并在此指導下開展公共藝術建設，同時，集團成立了專門的公共藝術發展中心，并建立了配套的工作架構和相應機制。
更重要的是，地鐵公共藝術與網絡化有機結合，并凸現區域文化特色，同時具有長遠性。”何斌表示：“以前車站公共藝術的形式基本上以墻體的平面壁畫或浮雕藝術為主，而世博會后，公共藝術的形式越發多樣化、參與創作的藝術家也越來越國際化。此外，藝術形式不僅有平面的，還包括了各種空間、裝置和多媒體藝術，創作手法更具時代特征。”
從“宏大敘事”向“小微空間”轉身
不僅在地鐵站，澎湃新聞在走訪中發現，近年來上海整體對公共藝術的重視程度正越來越高。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風貌管理處副處長侯斌超博士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上海對于城市公共空間品質提升及公共藝術的重視表現在各個方面。比如，上海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促進中心在2014年年底成立，專門推動相關工作，并于2015年開展首屆‘城市空間藝術季’活動。”
侯斌超說：“公共空間從整個城市的尺度上可以分成大中小三個層面。以前我們對于大型公共空間的關注度很高，應該說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比如外灘和人民廣場的建設。現在我們不僅要做好大型的公共空間，同時也更專注社區等民眾身邊的一些小微公共空間，使得大中小三個層面的空間品質普遍得到提升。以前談到巴黎作為文化之都，整個城市的空間很有魅力，其實并不僅限于它的香榭麗舍、盧浮宮周圍，更多的在于你從任何一條小道向周圍的街區走上一兩百米都能發現一些歷史豐富的建筑，以及一些很精致的小型空間廣場。對上海來說，我們一些大型公共空間離世界一線的水平是越來越近了，但我們社區一級一些中小型的空間離世界先進城市還有點距離，這一塊可以做更多品質的提升，這也需要借助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小微公共空間的品質如何提升？公共藝術又該如何介入？侯斌超表示，去年做的第一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便是上海公共藝術介入城市公共空間品質提升方面一個比較大的舉措。“第一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主題叫做‘城市更新’，由藝術家、建筑師、規劃師等一起從不同角度切入主題，進行探討。主展覽包括建筑、規劃，涉及歷史的、前瞻性的、城鄉互動等主題，有一個關于空間藝術的獨立板塊，邀請專家一起探討藝術如何介入上海城市空間的發展。這個藝術季有幾個特點，一是公眾參與性很強；二是實踐性很強，也就是除了主展館之外，我們還在整個上海的城市空間里選擇幾個點，作為實踐案例展，通過請一些藝術家、規劃師形成一個聯合的團隊，在分展區作一個展覽，或者是一個公共藝術的作品，給一個城市空間帶來臨時或永久性的變化。讓民眾在自己的社區里就能通過一些藝術作品，一些動作可能并不大的‘點睛之筆’，切身感受到公共空間品質的提升，從而知道很多東西不是一個空的理念。例如，長寧區愚園路街道兩邊座椅方向的簡單改變，即將座位變成了面對面的形式，就把原來單純休憩的空間變成了一個潛在交流的空間。由此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當地居民對生活方式、對藝術、對公共空間的理解。”
虹口區四平路俞挺、童凌峰的公共藝術作品《路亭》圖片攝影施金忠（YUNS.TV攝影工作室）
虹口區四平路音樂谷附近一個叫做《路亭》的公共藝術作品也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案例。它在展覽結束之后被保留了下來。其由現代木結構建造，設計巧妙結合了原本這個區域內的大樹等元素，成為一個進入音樂谷的導向性標志物，把原本散落的一個較為消極的小廣場空間進行整合，使其煥發活力。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工作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侯斌超坦言：“不是光靠一個公共藝術作品就能一下改變整個廣場面貌的，但這樣一件作品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倒逼’整個廣場的功能提升，讓廣場空間品質得到‘二次提升’”。
跨學科的“大文章”
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風貌管理處掛職副處長、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林磊博士也告訴澎湃新聞：“以前社區概念比較薄弱，而現在上海城市建設的一個工作重心就是‘城市更新’，從以前增量的城市爆發式發展進入到存量發展，對于社區改造而言，如何提升它的品質，這是進入到成熟社會的一個必然的發展道路。以前總是這片地鏟了，馬上蓋高樓這樣一種快速的發展階段。而在成熟發展階段強調的是內涵的提升、文化品質的提升、軟實力的提升，然后才能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都市。這一階段公共藝術也從以前的藝術層面、技術層面在向社會學方向發展。”
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跨學科的通力合作是當下公共藝術的一大特點。比如怎樣提升一個社區乃至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呢？首先要知道其文化內涵何在。這就需要對具體的歷史進行挖掘和補遺，對具體的社區進行實地調研。比如，針對轉型期多元的城市問題，同濟大學社會學系與城市規劃專業開展了緊密的合作。社會學系于2014年3月開始承接同濟大學高密度區域智能城鎮化協同創新中心、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科研項目“上海社區研究與規劃”，并于去年出版了《同濟大學社區研究——上海社區研究與規劃》一書，對2014-2015年的上海社區研究初步成果進行了梳理。
其中對社區公共空間、社區文藝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調研，也給出了很多社會學方面的解讀。而今年，社會學系又以“城市空間與遺產社區”的老建筑生態研究為主題，專題調研在“城市更新”中老建筑應該如何保護，又如何發展，并關注社區融合、社區認同、城市記憶等問題。同濟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朱偉玨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老建筑是上海城市記憶的載體，這不僅是建筑本身的風格承載著歷史的厚度，而在建筑中生活的人同樣構筑起記憶的維度。不管是曾經生活在里面的大人物，如名人故居的主人孫中山、周恩來、徐志摩、張愛玲等所留下的歷史篇章，還是現在生活在老建筑里的普通居民編織起的市井生活的煙火氣，都是這個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對于一座城市而言，歷史悠久的老建筑本身就是一道重要的公共景觀，而對于其內涵和現狀的深入了解也為公共藝術的介入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照。
城市或鄉村，都應因地制宜
那么，公共藝術的角色是什么？林磊認為：“是一個‘城市觸媒’。以前的城市觸媒很多是雕塑、大的景觀或者是大型建筑，比如一些地標性建筑，它們激活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現在這種觸媒我覺得是更滲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了，有更多的公眾參與其中，更社區化、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通過公共藝術來提倡城市的公共精神，增加人們對一座城市、一個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如，上海的社區里現在既有老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老上海人有很多城市的記憶，新上海人很多其實也是因為喜歡上海的這些文化傳統才來到這座城市，并逐漸扎根上海。而在融合新老上海人這樣不同的群體方面，公共藝術也有觸媒的作用。”
當然，公共藝術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幫助解決中國城市長久以來存在的“千城一面”問題，因此“公共藝術一定要注重‘在地性’，一定要有地域特征。我們不光要研究國外先進的理念和經驗，也要加強對自身規律的研究，制定出適合自己的公共藝術政策”，林磊如是說，“但在實踐中不和諧的公共藝術案例也會引起爭議。作家金宇澄之前在某個講座中評論某一座上海城市雕塑時說：‘這個雕塑號稱學巴黎的，但人家反映的是巴黎的一段歷史，我們這里照搬過來合適嗎？’”如同雷同的高樓大廈，模糊了城市的特征，甚至阻斷了城市的歷史脈絡一樣，一件不合時宜的公共藝術一樣是敗筆，它融不進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結果只能成為一個莫名其妙的存在。
上海位于汾陽路、岳陽路、桃江路“三角花園”的普希金銅像
同樣是雕塑作品，位于汾陽路、岳陽路、桃江路“三角花園”的普希金銅像可謂優秀公共藝術的典范。銅像建立于1937年2月，是旅居上海的俄國僑民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資建造的，這尊胸像并不大，置于豎條形的花崗石碑座頂端。在抗戰和“文革”中，銅像不幸兩度被毀，但每次過后又都被人們頑強地重建起來，上海的紀念像有很多，但這樣拆毀又建的情況卻并不多見。普希金銅像在視覺上一點也不張揚，但它卻承載了滿滿的城市記憶，多少年來也早已成為了上海的文化地標。資深策展人、藝術家葛千濤曾在談及公共藝術時表示：“上海汾陽路街心花園中的普希金銅像，承載一代人的青春和夢想，多少年過去了，它依然是上海市民的集體記憶。”
另外，葛千濤也談到了杭州西湖、蘇州園林中的詩意景觀，它們在動蕩歲月中，已然成了人們“安頓靈魂的避難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公共空間也成了人們人生經歷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公共藝術的典范之作。
葛千濤在浙江省龍泉市寶溪鄉溪頭村設計的景觀橋
事實上，葛千濤這些年來亦在親身探索著鄉村公共藝術、公共空間建設的實踐之路。自2013年起，葛千濤在浙江省龍泉市寶溪鄉溪頭村拉開了“國際竹建筑雙年展”的序幕。寶溪鄉位于浙江省最南端龍泉市西陲，鄉總面積148平方公里，那里盛產毛竹，更是龍泉青瓷文化的傳承之地，11座古龍窯安臥于山巒溪水之間。參加雙年展的有包括隈研吾在內的11位建筑師，分別來自中國、美國、哥倫比亞、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斯里蘭卡和越南等地，他們的作品構筑起了一個以竹為載體的社區，其中有當代青瓷藝術館、竹產品設計及研發中心、公共陶藝工作坊、水碓（瓷土制作體驗館）、青年旅社、藝術酒店、設計酒店、低能耗示范竹屋等共18座單體建筑。
作為策展人，葛千濤反復強調的是“場所精神，鄉土建設”，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建筑藝術形式，探索未來中國鄉村的發展之路。除了建筑主體外，“國際竹建筑雙年展”已滲透到當地周邊公共空間的整體規劃和藝術設計。澎湃新聞記者在此前的走訪中發現，溪邊路口用窯具匣缽或青瓷器皿種植的花卉盆景、居民院落外墻上利用廢棄的青瓷花瓶或碎片制作的墻面鑲嵌裝飾等看似不經意的藝術穿插，卻讓周邊環境在原汁原味的歷史文化積淀上，增添了精致的設計感和含蓄的時尚趣味。而在村頭橋梁扶手改造的計劃中，藝術家們也提出了簡單易行的方案，即用當地的草繩包裹起原來裸露的金屬欄桿，以呈現一個更整體、更原生態的視覺環境。“當地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對藝術的理解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發生著改變。”葛千濤說。
尊重民眾，不應只是“點綴”
然而，當下我國的公共藝術發展依然面臨著很多難題。
以最直觀的公共雕塑為例，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上海現有城市雕塑一千多座，其中紀念性城雕占總數的30%，其余70%為裝飾性城雕，絕大多數屬于一般性作品，這與上海的城市地位、形象不相適應。1996年和2000年，上海曾進行過兩次劣質城雕的清理拆除或移位。
翁劍青認為：“中國公共藝術很多都訴諸外在的視覺張揚，而對社區生活的深度介入，這方面還不多。”
事實上，很多公共藝術對于公眾性的理解也存在落差，正如有學者撰文所言：“普通的民眾對城市的公共空間提出了自己的權利要求，那么公共藝術也要體現和滿足公眾的意志和趣味。而這一要求的錯誤之處在于，他們相信‘公眾’是一個無差別的群體，因此他們根據這個幻想中的群體及其想象中的需求來做決定造成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看似扎根生活的項目，落實中也存在落差，林磊坦言：“比如居民的理解程度，當然這在于慢慢引導。從亞洲來說，這在日本、在我國臺灣地區都經歷過這樣一個漫長的發展階段。從它們的經驗來說，社區營造往往要經歷幾年的時間，而不是急于求成。比如政府說出錢給某個社區改造房子，一些居民卻并不積極。所以這里面還有很多的社會工作要做，讓居民慢慢感受到這個事是對我有好處的。所以現在很多社區是這么做，先拿一個小的點來示范，這個點如果成功了，居民們就會愿意跟進。有的時候政府是投錢的，比如社區的綠化景觀設計改造，但居民要有一定的參與度，才能獲得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如可以組織居民決議一個他們喜歡的方式來做，這樣的話在做的過程中，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就高。然后他們會持續關注這個事，對成果感覺自豪，也會自發地、主動地去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社區變得更好。當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方式，居民的公共意識也得到了提高。”
資金不足也是一大難點，何斌以地鐵方面為例表示：“現有的法律法規在建設和運營方面沒有提供公共藝術的資金渠道，因此建設期間是以裝修工程的費用、運營期間的活動經費是以公司經營費用來支出的。”
而在汪大偉看來，公共藝術其實也可以成為一種創意產業角度的新商機，比如將公共藝術與潛在的生活方式、前瞻性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他列舉了墨西哥灣海底一項名為《無聲的進化》的公共藝術。這個令人震撼的公共藝術項目匯聚了400多個真人大小的雕塑，在海底形成了一座“城市”。由于當地礁石的缺少，當雕塑沉入海底時，浮游生物、珊瑚都有了黏附的主體，造就了一個“無聲的進化”。而這項海底雕塑的出現，使當地變成了一個旅游的熱點，許多慕名而來的游客希望潛入海底，親眼目睹這樣的雕塑奇觀。由此，一個公共藝術既開啟了人們對于海洋公共空間的意識，同時又帶來了極大的旅游市場。
事實上，近年來如K11、誠品書店等商場文化機構也正在摸索這樣一條商業、藝術、學術、生活的融合發展之路。特別是在虛擬電子商務崛起的時代，跨界打造一種具有人文主義的時尚生活方式，也不失為實體商業文化機構實現轉型的契機。
哈貝馬斯曾在一次有關公共空間的演講中，重新解讀了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種政治動物”，將其翻譯成“人是一種在公共空間中生存的政治動物”。他進而說道，作為動物的人“由于他天生就處于一個公共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 因此逐漸形成了使他成為人的能力……我們人類互相學習。但這只有在一個充滿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間中才有可能”。而公共藝術或許便是這文化活力的來源之一。
“2040年的上海總體規劃是現在規劃局核心的工作之一。上海的發展定位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城市，對照紐約、倫敦以及其他亞洲大城市看，這一層面上的城市競爭中，包括高品質的城市空間、文化魅力、特別的歷史底蘊等城市‘軟實力’越來越突顯出它的價值。所以如何提升城市的公共空間品質也是2040年城市總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把城市雕塑以及其他公共藝術的手段結合進去，是品質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 侯斌超表示：“而其中一個具體措施就是提升小微社區公共空間的品質。去年‘藝術季’的時候我們做了15個實踐案例展，2017年這樣的案例展還會繼續，而在今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促進中心還在開展一個‘行走上海’的活動，也是針對社區一級的小微公共空間，請建筑師、藝術家、景觀師一起來以復合的手段提升空間品質，涉及的改造點大概有10個左右。我們想每年通過這樣一個個空間案例的落實，來具體推進整個城市景觀的改善，同時帶來具有示范性的衍生效應，其他社區也會自發地開展這樣一些工作。”
“社區”、“公共參與”、“自下而上”是記者在此次公共藝術走訪中，政府相關部門提得最多的關鍵詞。政府希望扮演一個“推動力”而非“一錘定音”的角色，為社會構建一個交流展示的平臺，讓藝術及各界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都能參與進來，“這樣公共藝術的‘生長度’也更好一些”，侯斌超表示。
的確，公共藝術是一個正在不斷“生長”的領域，它模糊了很多學科的界線，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它的邊界在哪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應是城市空間中無關緊要的“點綴”。或許，一件好的公共藝術作品帶給人們的不僅是藝術的享受，還有更多的思考，關于這塊空間，這段歷史，關于社會也關乎未來。這樣的作品多了，一個社區、一片鄉村、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面貌也會悄然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