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至40年代這場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像我的祖父沈逸千那樣既用畫筆，又用相機如實地記錄下抗日戰爭的歷史圖像，如此跨界，如此執著，如此全面，恐怕是絕無僅有的。而他的不少戰地寫生畫、新聞攝影在當時便在中外報刊上發表過，更是有案可查。于是，中國美術史和攝影史均記載了他的事跡。

沈逸千《中條山機槍手》

戰地寫生

在抗日戰爭期間，沈逸千作為“戰地寫生隊”隊長，其所作戰地寫生畫來之不易，完全是第一手資料。他數年如一日，幾易寒暑，跋山涉水，出生入死，穿梭于各大戰區，甚至遠征緬甸。他冒著槍林彈雨，像普通戰士一樣蹲在戰壕里，以筆代槍，描繪戰爭風云。這恰是一般安逸地坐在畫室里工作的畫家難以體會的生活，而戰爭的場面遠非象牙塔中畫家之憑空想象。

由于是現場寫生，他的戰地寫生尤為鮮活，懾人的現場感，讓觀眾頓時產生身臨其境之感。且看《中條山機槍手》、《太行山戰壕一瞬》、《長沙會戰中的日軍遺尸》……在上世紀40年代來華、后來成為海外研究中國美術史之著名學者的邁克爾·蘇立文所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一書中，收入了沈逸千的遺作《中條山機槍手》，作為該書的插圖。

2014年9月30日，在其故鄉嘉定的陸儼少藝術院開幕的“畫俠忠魂——沈逸千藝術作品、文獻特展”，令觀展者迄今記憶猶新。其中，一幅《風雪太行山》描繪的是在寒風凜冽、大雪紛飛之太行山上，我軍將士置身白茫茫的雪地，依然持槍堅守在此山中，著實令人動容；那幅《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畫的則是一位虎目圓睜、手持鋼刀斃敵五名、奪敵一挺機槍和兩支步槍而身負七處傷的山西民兵，更讓人聯想起他早年所繪在長城抗戰之役中威震敵膽的西北軍第29軍大刀隊健兒。

還有參展的《搶救傷兵》、《游擊區里的機關槍實習》兩畫，則在問世不久即獲美國《亞細亞》雜志發表。沈逸千的這些遺作，足令人對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浴血奮戰的中國軍民肅然起敬，其藝術的感染力可見一斑。

而沈逸千為抗日戰爭中的國共兩黨軍政要人所作畫像，亦是其抗戰寫生的特色之一。例如:作于1937年太原會戰期間的鉛筆速寫《周恩來像》，所繪系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剛到山西太原與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以太行山北端為根據地事宜的周恩來，沈逸千寥寥數筆就將其能言善辯、氣宇軒昂的形象勾勒出來；而作于1941年的毛筆速寫《衛立煌像》，乃是畫于中條山上，雖然筆墨不多，但是卻很傳神地刻畫出了一員虎將的形象。中條山跟太行山一樣具有戰略意義，隸屬于第一戰區管轄，曾一度久攻不破，遂被日軍視為“山西戰場的盲腸”。

時任第一戰區司令的衛立煌將軍，曾經是國民黨軍隊中所謂的“五虎上將”之一，如今仍被列為“抗戰十大名將”之一。而上述兩幅名人畫像尚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均獲被畫者親筆簽名認可，由此顯得愈加珍稀。

沈逸千《周恩來簽名畫像》

沈逸千《衛立煌簽名畫像》

戰地攝影

沈逸千組照《華北戰報》

上世紀80年代，筆者在徐家匯藏書樓查閱有關沈逸千的圖文資料時，還發現了昔日無黨無派的他全面反映國共合作抗戰的大量攝影作品，這些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彌足珍貴。其中，既可以看到他發表在1937年9月26日出版的《良友戰時畫刊》上，反映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之組照《華北戰報》，又可以看到刊登于1937年10月26日推出的《良友戰時畫刊》中，記錄平型關首戰告捷的八路軍之組照《英勇善戰屢殲頑敵之第八路軍》；同期還刊有閻錫山、傅作義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徐向前等國共雙方要員的照片。

沈逸千《八路軍捷報》

去年，八路軍太行紀念館研究部主任郝雪廷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指出：這是國統區報刊第一次大篇幅地報道八路軍出師以來的戰績。這些照片客觀真實地呈現了抗日戰爭史上的歷史事件，是抗戰史的可靠影像資料。沈逸千在紛飛的戰火中舍生忘死，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也為自己的傳奇人生再添厚重的一筆。

沈逸千與八路軍將領合影（左起：沈逸千、蕭克、彭雪楓、林彪，這也是林彪稀有的免冠照）

有一張攝于1937年的照片，便是沈逸千作為《良友戰時畫刊》特派記者與八路軍將領蕭克、彭雪楓、林彪的合影。歷史鏡頭在此定格，獨一無二的影像，今人視之，尤為珍貴。

我們紀念抗戰勝利，緬懷先烈，正視歷史，珍惜和平，意義非凡。觀沈逸千的遺作，則為我們直觀地了解這場戰爭提供了一條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