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女書”在湖南省江永縣瀟水流域一帶的部分女性中流傳，既指女書文字，又指女書作品，有學者認為還應包括其吟唱。女書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為“一個驚人的發現”，激發了部分學者和公眾的濃厚興趣。但女書自清末以降已轉向衰退，在正史、方志、族譜中未見記載，當地出土文物上亦無蛛絲馬跡。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其形成、流傳、發展等問題未形成一致意見。

　　20世紀50年代，湖南邵陽的一個婦女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她爬到醫院，因說的話別人聽不懂、寫下的文字別人也看不懂，便被當做特務“請”到公安部門接受調查。她寫下的文字形如“螞蟻”、“蚊子”，不僅公安部門的鑒定人員聞所未聞，就連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的張公瑾、陳其光等人也無法辨識。這是女書第一次進入學者視野，但未引起足夠重視。

　　女書作為一種書寫系統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獨特。從《荷馬史詩》到《格薩爾王》，口頭傳承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但這些來自民間的說唱藝術，鮮有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案例。在中國湖南江永縣的大山深處，一群沒有機會接受漢字教育的農家女，卻用獨有的女性文字記錄下流傳久遠的民歌、故事。不僅如此，她們還為自己作傳，書寫鄉村女性的個人史；創作結交老同書，尋找“靈魂”姐妹；制作精美的“三朝書”，向出嫁的姐妹表達最深切的祝福和思念。這些作品多為七言格律詩，偶有五言，不為閱讀或私藏而寫，而要同姐妹一起吟唱。女書文字、作品和吟唱構成了極具生活氣息的女書文化，令國內外學者深深著迷。

　　女書起源于何時，是否為女性首創，有怎樣的作用？帶著這些問題，記者作了大量文獻梳理，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南民族大學的女書研究專家進行了交流，并采訪了國內外相關研究者。日前，記者與前往江永進行女書田野調查的日本成城大學教授劉穎一起，走進女書流傳之鄉，拜訪女書傳人，探尋隱藏在女書符號背后的文化密碼。

　　“草本”女書 建構女性精神世界

　　記者乘坐的列車駛入位于縣郊的江永火車站時，已近夜里11點。車窗外是一片濃得化不開的黑色。走出車站，天空飄著小雨，這場雨淅淅瀝瀝下了8天。

　　江永縣地處湘桂邊界，四面環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縣內有近200條河流蜿蜒流過。女書就在上江墟瀟水流域兩岸一些村子的婦女中流傳。但即便是在這樣小的范圍內，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懂女書。據說，十個人里，可能只有一兩個會認、會寫。

　　女書文字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下文將女書文字稱為“女字”），在正史、方志、族譜中未見記載，在出土文物上亦無蛛絲馬跡，僅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中有如下記載：“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文字者，余未之見。”

　　女字被當地人稱作“蚊形字”，字體修長圓潤，呈長菱形，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筆畫有斜、弧、橫、豎、點。關于女字的起源，由于缺乏材料，學界尚無定論，至今仍是未解之謎。但在族屬和文字屬性方面，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陳其光認為，女字記錄的是一種漢語方言，是通過對近600個漢字的改造而來。由于改造方法多樣，有些女字已看不出漢字原貌。作為漢字系文字，女字包含三個層次的變異：筆畫變異、結構變異、形體變異。這種文字的書寫有一定隨意性，有很多異體字。依據不同的女書材料和評價標準，學者對于女字字數得出的結論相差甚遠。陳其光認為，包括異體字在內，女字共有3000多個；日本文教大學教授遠藤織枝認為有300—400個字；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認為只有100多個本字。

　　女字雖然是漢字變體字，但性質與漢字不同，是表音文字，用一個字符標記一組同音字。趙麗明認為，正是這種記錄語言的特殊手段，使女書處在文字發展史的特殊位置。

　　女字的“文房四寶”頗有特色。據說，舊時上江墟婦女多用“棍子筆”蘸著鍋灰在精致的布面、毛邊紙、扇面、絲帕上寫女書，分別叫做“三朝書”、“紙文”、“歌扇”、“帕書”，內容有原創性的賀三朝書、自傳訴苦歌、結交老同書；有記錄當地流傳久遠而又沒有漢字記載的口頭傳統——民歌、祭祀歌、兒歌、傳說等；還有改寫自漢文的作品，如《祝英臺》、《羅氏女》。

　　在江永縣委宣傳部的辦公室里，宣傳部副部長肖萍向記者介紹了他們田野調查時發現的三朝書合訂本。“這是佚名作品，原來可能是四五本。書中有很美的圖案。”肖萍說。

　　三朝書與當地賀三朝的婚嫁習俗有密切關系。賀三朝是指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女方要向男方贈送抬盒三朝禮。抬盒中盛有女方親朋好友饋贈的精美食品和三朝書，向新娘祝福，向男方恭賀。男方收到的三朝書越多，說明新娘越有教養。

　　女書多用來訴苦，尤其是自傳。女書傳人何靜華在兒子去世后，用女書寫下了訴苦詩文《悼逝兒》。“江永歷史上是煙瘴之地，感冒發燒、口腔潰瘍都會奪去人的生命。” 趙麗明說。女書訴的苦多是喪子喪夫之苦，如《中國女書集成》中收錄的一篇自傳寫道：

　　念想行言提筆坐/我曰可憐訴一篇/我是九元年所生/七月生七月養的 可可憐憐養下地

　　亦沒鹽亦沒油吃/念起停餐找飯吃/想起我身好可憐……

　　這篇自傳訴說了主人公坎坷的一生，尤其表現了老年時的孤苦無依。

　　女書內容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大都不涉及對人類社會的深層思考，也沒有描述人類起源的創世傳說。透過女書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女書使用者是這樣一群女性：她們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儒家“三綱五常”的束縛，沒有與男人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但也有相對自由的空間，一般不下地勞作，往往與女伴一起做女紅、唱女書，空閑時或一起或獨自創作、吟唱、玩味女書。祭祀、坐歌堂、看戲等習俗和活動，是她們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江永女性專屬的吹涼節、誅鳥節、斗牛節等，則為女書提供了成長的空間。這種文字以老傳少、母傳女的方式代代相傳。

　　女書文本注定在歷史上只會曇花一現。當地有“人死書焚”的習俗，女書文獻無法穩步積累或世代相傳，被學者喻為“草本植物”，女書老人陽煥宜2004年去世時，就燒掉了近1尺高的女書作品。

　　江永縣瀟浦鎮歷史上并沒有女書流傳，但如今，女書在當地已是家喻戶曉。隨著女書被發現，不僅出現了一批學術成果，而且還出現了與之相關的小說、電影。為保護、宣傳女書，江永縣建起了女書生態博物館和女書數字博物館。女書生態博物館建在女書流傳的核心村上江墟鎮蒲尾村，那里是已故女書老人高銀仙、胡慈珠、唐寶珍的故居地，現有五位女書傳人在博物館工作。

　　故地尋蹤 聆聽女書“聲音”

　　在淅淅瀝瀝的小雨中，記者與劉穎在縣委宣傳部陳軍的帶領下，乘出租車前往蒲尾村。在接下來的五天里，記者一行到河淵村看望女書傳人何艷新；走訪已逝女書老人義年華生活過的桐口村、傳說中的女書創造者胡玉秀的家鄉荊田村；探訪女書曾活躍過的花山姑婆廟、道縣龍眼塘娘娘廟。

　　蒲尾村完整保留了女書文化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走在村里，有現代和歷史交錯的奇妙之感。沿村內瀟水支流彎曲延伸的水泥路一側，舊房與新房交錯，路邊停有摩托車、小汽車。在另一側河水靜悄悄地流淌，漁人泛舟其上，一群鴨子暢游其中。一排兩層的古建筑倒映水中，那是村里的古街市，曾熱鬧非凡，現已廢棄。

　　村里的女書園是記錄、儲存女書文化的資料中心，設有女書書畫廳、作品廳、女紅廳、工藝品展銷廳和女書學堂，通過實物、文字、圖片、音像等形式，展示女書原件文獻、作品、工藝、書法和學術研究成果。雖然地處偏遠，仍有不少游客慕名而來。

　　在女書書法演示廳里，前來參觀的江永縣一中學生張開船認真地摹寫女字；華中農業大學的研究生胡鑫在電視上看到關于女書的介紹，愛好書法的他誤以為女書是與楷書、隸書并列的書法字體，便從武漢前來參觀。當他得知女書是一種文字時，甚感驚訝。他對記者說，女書很漂亮、很特別，極具地方文化底蘊。

　　在第三展廳女書陳列館里，從展示的1982年《本縣上江圩鎮末代女書自然傳人調查表》上可以看到高銀仙、義年華、胡慈珠、唐寶珍、陽煥宜等已故女書老人的名字。她們自稱“君子女”，生前受學者之邀寫下大量女書作品，配合學者做了大量翻譯和唱讀錄音工作，為搶救女書作出了重要貢獻。

　　陽煥宜生前曾對學者說：“他們（男人）是君子，我們是君子女；他們有男字（漢字），我們有女字；男字在書桌上寫，女字在膝蓋上寫。”簡單幾句話，勾勒出女書的獨特所在。隨著女書老人們的離去，現在很多作品難以釋讀，成了永遠的秘密。

　　我們還去河淵村訪問了另一位女書傳人何艷新，她曾多次受邀到國內外很多地方參加女書學術研討會，寫女字、唱女書、解答與會者的疑問，為女書的傳播和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在采訪何艷新時，她還給我們唱女書，并展示她參加各種女書活動的照片。

　　女書聽起來很古樸，只是一種簡單調子的重復，沒有歌曲那樣豐富的旋律。劉穎說，女書按當地優勢語言城關土話的七個聲調“依字行腔”，以一對上下句為單位依次吟唱，上句（奇數句）尾字可用城關土話中任何一個聲調的字，下句（偶數句）韻腳一定要押城關土話的陰平44調和陽平42調。

　　關于女書的口頭表達方式，學者有不同的叫法，如吟誦、吟詠、讀念、詠嘆等。劉穎告訴記者，她調查過的女書老人都是吟唱著識讀女字，吟唱著玩味內容，吟唱著創作作品；老一輩女書傳人吟唱著傳授晚輩，晚輩也是吟唱著學習與記憶。但除了吟，女書還有唱的要素，通過近十年的記譜分析，她發現女書有固定的曲調，基本音階有3個，女書傳人自己稱為“高調”、“中間調”和“低調”。

　　女書直接或間接地改變著村民的生活，女書傳人對此感受尤甚。目前，最年輕的女書傳人胡欣生于1987年，她告訴記者，因為女書，她有了經濟來源，而且結識了全國各地的朋友。2011年11月24日，她與另一位傳人胡美月一起參加了在臺灣舉辦的“第二屆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月”活動。

　　女書研究 三十年甘苦路

　　20世紀50年代，邵陽女子的偶然遭遇使女書得以走進國家級研究機構，但卻沒有引起專家學者的注意。60年代“破四舊”，女書從婦女們的生活中消失，處于瀕危狀態。直到1982年，中南民族學院的宮哲兵偶然發現女書，深入調查后于1983年發表了《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湘南瑤山采風記》一文，女書的生命才得以延續。

　　1983年，時任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的語言學家嚴學窘與宮哲兵合作撰寫《湖南江永平地瑤文字辨析》，提交在美國召開的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引起了國際漢藏語言學家的興趣。美國語言學家哈里·諾曼教授在寫給嚴教授的信中說，女書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它將引起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極大興趣。

　　隨后，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外研究機構以及清華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臺灣“中研院”的專家學者，陸續到江永各村調研，研究由此深入展開。雖然學者們的研究角度不同、某些觀點分歧較大，但對女書的價值都給予了充分肯定。

　　美國學者史凱姍1988年曾在桐口村向義年華學過半年女書，她用人種學方法來研究文化。得知本報在考察、報道女書，她非常激動，立刻回想起30年前為完成博士論文在江永田野考察的往事。她告訴記者，女書這一女性傳統在世界范圍內也非常獨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應給予足夠的關注。

　　趙麗明是早期研究女書的學者之一。她的五卷本《中國女書合集》是目前有關女書研究最全的資料匯編。她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尋找到的女書傳人都是“三寸金蓮”，女書文化本質上是漢文化的一個支系，但不能單純地判斷女書是漢族的還是瑤族的，應該說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融的產物，是漢風瑤俗的混血兒。

　　遠藤織枝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女性學角度考察女書的價值，至今已經出版了《中國的女文字》、《中國女書研究》等論著。她認為，三朝書和自傳是女書中最具女性學研究意義的作品。

　　劉穎的關注重點是女書的吟唱。她認為吟唱是女書傳承極為重要的部分，并由此展開了深入細致的調查。她發現，過去女書是在自然環境下習得，學唱容易、學寫難；而當今的女書傳人則學寫容易、學唱難。這是因為女書傳人有漢字基礎，因此學寫女字容易，但失去了歌堂文化環境，所以學唱難。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有一部適合的“女書吟唱教科書”。這需要研究女書吟唱的規律，總結其中的規則，而這也正是她研究女書曲調規律的意義所在。

　　學界近30年的女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資料整理和調查筆記翔實。但由于原始資料缺乏、女書研究時間尚短，諸多問題有待深入研究。失去使用價值后的女書更多是為學者提供研究資料，為書法界提供素材。女書還被江永縣列為旅游開發的重點項目。學者們認為，女書進入了“后女書時代”。趙麗明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女書永遠不會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