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二版）（部分）。

②范文瀾等主編十卷本《中國通史》。

③鄭師渠總主編十卷本《中國文化通史》。

④白鋼主編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是前人各種知識、經驗和智慧的總匯”。修史治史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歷代史家英才輩出、燦若星辰，他們深諳“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肩負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不僅成就了浩如煙海的史學經典之作，而且鑄就了以秉筆直書、惟義之求、取鑒資治、經世致用等為特征的鮮明學術品德，為當代史學的發展培育了沃土、奠定了基礎。

　　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新中國史學發展的70年，是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不斷繁榮進步的縮影，在新中國即將迎來70華誕之際，系統梳理新中國史學發展軌跡，全面總結其成就與不足，對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發展繁榮新時代中國史學，推動中國史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史學體系的確立與中國史學的發展

　　歷史從來不會缺席每一個偉大的時代。新中國70年，既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又是中國史學積極回應社會現實、廣泛參與社會變革，最終迎來發展繁榮黃金時代的重要節點。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是新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春天。隨著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我國漸趨形成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社會形態研究為主體的新史學體系。這一嶄新的學術體系，將中國現代史學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考經證史為特征的傳統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和以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為指導、以實證為特色的近代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史學變革中，史學家們不但圍繞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朵金花”展開熱烈討論，而且延及對中國近代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階級斗爭與歷史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英雄、歷史人物評價等相關問題的爭鳴，產生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不但使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整體上得以提高，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而且有力地推動史學界初步建立起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史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一座高峰。

　　新中國前十七年史學的大發展，離不開一大批重要史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的建立，離不開一批重要史學期刊的創辦。例如，發起于1949年、成立于1951年的中國史學會，以及1953年成立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在團結我國史學界、規劃和推動我國史學發展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等專業學術研究機構的成立，以及高校歷史系（院）的普遍設立，使新中國史學研究隊伍、學科體系、教學教材體系得以初步建立；《歷史研究》《史學月刊》（《新史學通訊》）、《史學集刊》等史學專業期刊的創辦，讓優秀史學成果有了展示和交流的高端平臺，成為整個史學界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的重要推動力量，古老的中國史學由此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回顧新中國前十七年的史學發展，我們看到，新中國的成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主流、主導地位的確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新中國迅速建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主流意識形態，達到了以思想改造帶動社會改造的目的，在以史學界為代表的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真正做到了文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充分體現了中國史學明道求真、以史經世的優良傳統，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繁榮的基礎和出發點。

　　毋庸諱言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史學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方面也出現了教條主義等傾向，妨害了新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學發展更是受到極大影響。

　　站在新時代新方位，對新中國前三十年史學的評價，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前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績以掩蓋“教條主義”“左”傾錯誤傾向，更要防止無視前十七年中國史學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無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批始終保持史學風骨、堅守史學研究陣地的史學家，進而以“教條主義”“左”傾所造成的危害為借口，根本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史學發展成就的傾向。

　　欣欣向榮的新時期中國史學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新中國史學發展迎來了巨大機遇。新時期的中國歷史學，與改革同行，與開放同步，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史學園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首先，史學研究被高度重視，重大項目接續實施。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高度重視歷史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動史學發展。恢復高考、恢復研究生招生、建立學位制度，以及從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設置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學、“985”工程大學、“2011協同創新”計劃，都十分有利于新時期史學研究人才隊伍建設，而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的召開、中國史學會的恢復活動，以及一大批歷史研究機構和高校史學教育教學機構的設立，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個一級學科的設置，都極大地促進了新時期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創新發展。國家社科基金每年數以百計的史學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邊疆歷史與現狀綜合研究項目、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等相繼啟動與實施，對歷史學相關領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無論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還是考古學、史學理論等研究領域，都產生了大批代表性學術成果。以中國通史為例，就有范文瀾、蔡美彪的十卷本《中國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編后由編寫組完成的七卷本《中國史稿》、白壽彝總主編的十二卷本《中國通史》、林甘泉等主編的九卷本《中國經濟通史》、龔書鐸總主編的八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張晉藩總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法制通史》、白鋼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以及鄭師渠總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化通史》，等等。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史、環境史、文化史、區域史、邊疆史、婦女史等一大批新興學科新領域被開拓，為助力改革開放提供了學理支撐和史學支持。以社會史為例，涌現一批通論、斷代、區域性的社會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長足進展，士大夫、商人等社會群體的研究豐富多彩，城市、鄉村的研究別開生面，民間信仰的研究精彩紛呈，從而以“血肉”的歷史充實了“骨架”的歷史，人類歷史以富含變化的方式向人們呈現出多層次、多維度的宏大場景，史學家筆下的社會生活，更豐富、更全面、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

　　最后，新的史學研究方法被引進，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有了新突破。改革開放后，我國歷史研究工作者與國際史學界有了更廣泛的接觸和交流，諸多西方史學理論名著被譯介到國內，實證主義史學、年鑒學派、蘭克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西方歷史哲學學派紛至沓來，比較史學、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生態—環境史、歷史人類學、計量史學接踵而至，全球史、新文化史、敘述的歷史哲學等方興未艾。這些西方史學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對開闊中國史學家的眼界，開展更為豐富多彩的史學研究，得出新的歷史認識客觀上有所幫助。正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史學家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與西方史學優秀成果相結合，創造性地展開對重大問題的歷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認識。例如，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中國考古學界和史學界達成“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體結構”的共識，改變了過去單一中心論的傳統認識，證明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史前基礎；社會史研究的興起，拓寬了人們的學術視野，豐富、深化了人們對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等問題的認識；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史問題上，中國史學家已經認識到，質疑“西歐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是質疑西歐或者西方作為觀察世界歷史發展的中心的觀點，不是否定在世界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西歐或者西方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是質疑這種觀點下，無視世界歷史的其他地區如廣大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國人民推動歷史發展、創造歷史契機的主動能力和實踐等等。

　　當然，也要看到，中國史學進步的道路從來不會一帆風順。這一時期的中國史學，也存在著“淡化理論”“遠離現實”“非意識形態化”等傾向，特別是對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念、史學思潮的盲目推崇和教條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了當代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在一段時期內，由于馬克思主義在史學某些學科領域被邊緣化，史學研究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甚囂塵上，導致歷史虛無主義乘虛而入，對史學發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中國史學步入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意識形態工作置于戰略高度，就意識形態領域許多方向性、戰略性問題作出部署，從根本上扭轉了意識形態領域一度出現的被動局面，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史學也不例外。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前，史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研究成果在數量上雖然有了幾何級增長，但一些學者缺乏長時段的、發展的、全局的眼光，不重視規律總結、理論概括，導致學術研究成果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一些學者學術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僵化、教條化理解馬克思主義，創立能夠與西方史學界展開平等對話的中國史學學派仍然任重而道遠；一些學者缺乏史學研究的經世情懷和主動為黨和國家大局服務的意識，將史學研究當成了自娛自樂的工具，導致史學成果與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需要漸行漸遠；少數學者學風浮躁，缺乏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產生庸俗媚俗之習、輕浮貪功之氣，導致我國史學聲譽受損，嚴重影響中國史學的國際形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史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黨中央堅持以立為本、立破并舉，堅決遏制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在史學研究領域造成的影響，從根本上扭轉了史學研究領域出現的不良傾向，中國史學開始真正步入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

　　首先，歷史學的重要性受到充分肯定。習近平總書記用四個“最好”論述歷史的價值：“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他強調，“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要“引導我國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同志自覺學習歷史、認真鉆研歷史，著力提高領導干部的歷史思維能力。他多次主持召開以歷史為主題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就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國歷史上的法治和德治、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歷史上的吏治、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等問題聽取講解。為統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于2019年1月3日正式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是繁榮發展當代中國史學的重要舉措，是中國歷史學步入發展繁榮黃金時代的標志性事件。

　　其次，歷史學承擔起更為重要的社會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新時代對史學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歷史研究不能缺席，也不會缺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用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來引領，要求我們把歷史研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歷史長河中探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和方位，發揮歷史學傳承文明、啟迪未來，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思想和智慧支撐。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歷史研究工作者絕不會辜負這個偉大時代，都應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最后，歷史學迎來了大有作為的發展機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科學的系列重要論述，是我們研究和認識歷史的科學綱領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深刻闡述了新時代歷史研究的宗旨、定位和使命任務，為新時代中國歷史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為辦好中國歷史研究院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指引下，成立半年多來，中國歷史研究院新組建了歷史研究雜志社、歷史理論研究所，整合原有五個研究所，新設、調整、撤并近40個研究室，先后承擔了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務，組織立項《習近平論歷史科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現代元素》《清代國家統一史》《中華民族復興史》《中國歷代治理體系研究》等全國性重大課題，著手啟動《（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組織撰寫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為發揮統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的功能，建立了全國主要史學研究和教學機構聯席會議制度、發布了面向全國史學領軍人才的“學者工作室”制度、制定了面向全國史學界的“文庫”出版等多項計劃，召開了幾十次學術會議，取得了初步成績。下一步，中國歷史研究院還將進一步創新科研機制體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以重大項目為牽引，以跨學科、綜合性研究為指向，充分發揮統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的功能，團結凝聚全國史學工作者，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打造一批中國史學傳播和國際交流的優秀平臺，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史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從新中國誕生之日起，史學始終就是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的參與者、推動者、受益者，在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中不斷書寫史學發展的時代華章。

　　 （作者：中國歷史研究院）

(責編：蔣波、丁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