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經典作品創作在生活的深入開掘、藝術的充分準備、創作的不遺余力等方面表現出驚人相似,從中尋索規律，總結經驗，將為打造新的文學經典、構筑文學高峰，提供有益借鑒和有力動能

　　從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來看，無論是改革開放以來40年，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映入人們眼簾的，首先是那些產生于不同時期的經典作品，如“十七年時期”的“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與“保青山林”（《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山鄉巨變》《林海雪原》），新時期以來的《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它們聯袂而來，相映生輝，共同挺起時代的文學脊梁，聳立起小說創作的巍峨高峰，鑄就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輝煌。

　　經典值得我們不斷重讀，也值得我們從這些作品的營造與產生中尋索規律性因素，總結經驗性啟示，從而為新時代繼續打造文學經典、構筑文學高峰，提供有益借鑒和有力動能。

　　深入生活的藝術結晶

　　反映生活是文學存在的理由，源自生活是文學產生的來由。作家們之所以能夠寫出經典作品，首要原因正在于長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此過程中，深入認識和把握生活動向，深切了解和體察民意所向，把自己所見所感經由文學想象化為藝術形象，使其成為人民生活的藝術結晶。

　　新中國成立后最先引人矚目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保衛延安》，被評論家胡采譽為“人民英雄的贊美詩”。這部作品正是作者杜鵬程長期跟隨戰火中的部隊采訪和生活的文學成果。杜鵬程1947年下到西北野戰軍的一個連隊，經歷前線部隊轉戰陜北的浴血奮戰，看到許多戰士血灑疆場，保護他的警衛戰士不幸犧牲。這些感人又撼人的親見親歷使他下定寫作決心：“干，既然戰士為了戰爭的勝利，一聲不響地獻出了生命，我們也就應該把他們忘我的英雄精神記載下來，使自己使別人從這些不朽的事績中，吸取前進的力量。”可以看出，《保衛延安》之于杜鵬程，是累積在胸的戰爭生活的必然涌流。

　　當代文學的不同時期，農村題材小說所以佳作連連，精品甚多，是因為我們有一批進城不離鄉、心系農村的優秀作家。新中國成立后，已在北京工作的趙樹理，從1951年起，每年抽出半年多時間回到晉東南家鄉一帶，深入農村生活，了解農村現狀，這種與生活的緊密聯系使他相繼寫出長篇小說《三里灣》、短篇小說《實干家潘永福》等堪稱經典的作品。“山藥蛋派”領軍人物馬烽，所以接連寫出《韓梅梅》《三年早知道》等反映農村新人物與農家新生活的作品，也蓋因他“騎上自行車，帶著行李卷兒，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飼養房、土窯洞、工棚、破廟都住過；農民不把他當作家、當外人看待，親切地稱他‘老馬’。”他和“山藥蛋派”作家們都是從人民生活里“泡”出來的。

　　寫作基于生活的必要，生活對于創作的饋贈，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柳青扎根皇甫村創作出《創業史》。在皇甫村的十四年，柳青實現從立場到情感的全面轉變。《創業史》是在寫他人還是在寫自己，是在寫農民生計還是在寫自我命運，已經水乳交融得難解難分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來反映的”，這是柳青發人深省的經驗之談。

　　高遠追求的目標設定

　　創作一定有追求和目標，但追求有遠近之分，目標有大小之別。與現在一些作家常常在寫作中希求高產量乃至貪圖高曝光度不同，優秀作家更在意作品質量與品位，更看重憑借精益求精的力作以少勝多，以一當十。寫得少又寫得好，主要在于目標高遠，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投入巨大精力體力才能實現。那些寫出經典作品的優秀作家，在這一點上驚人相似。

　　從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小說寫作的梁斌，早就想寫一部既是“歷史的記錄”又有“藝術的真實”的長篇，而且還設立了在當時來看幾乎高不可攀的目標，那就是“具有民族氣魄，民族化風格，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的書”。為了這個遠大目標，他不斷蓄積和提煉豐富素材，想盡辦法去尋找閱讀中外古今文學名著。新中國成立后，有了寫作機會和可能，他便從武漢日報社社長崗位上，調回北京文學講習所，之后又調到河北文聯，并且一有機會就抓緊時間寫作，還經常抽空約見老戰友收集素材，到作品寫到的地方實地踏訪，終于用四年時間寫出《紅旗譜》第一部初稿。據梁斌回憶，寫完之后，他長長出了一口氣：“艱難的文學創造生活呀！”過程確乎艱難，因為目標實在高遠。

　　路遙和陳忠實，兩位作家都只寫了一部長篇，但都留了下來，長銷不衰，這既與他們鄭重對待創作，注重精益求精有關，也與他們設定的目標超前高遠，并為此孜孜以求、必欲達成有關。路遙自知寫作《平凡的世界》，“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起理想的大山”。陳忠實則說，寫作《白鹿原》，是想“為自己寫一本墊棺作枕的書”。瞄著這個目標，陳忠實一方面翻閱縣志，查閱村史，研讀族譜，做著歷史資料的充分準備，一方面大量閱讀中外文學名著和理論著述，從中汲取有益文學營養，經過兩年多積累與蓄勢，用兩年時間完成《白鹿原》的寫作，又用兩年時間細加打磨，終于如愿完成他的“作枕之作”。這些都告訴人們，高遠目標的設定同時也意味著生活的深入開掘、藝術的充分準備、創作的不遺余力等高強度、大投入付出，這是創造經典作品所必需的。

　　個人與時代的有機結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立足時代、認識時代、表現時代，既是一個作家應具有的常識性認識，也是一般人不易做到和做好的課題。經典作品的作家們，正是在這一重要問題上，以他們把自我融入時代的實踐和創作成果，做出出色回答，給我們提供很好示范。

　　趙樹理的小說，看上去多是家長里短，滿含泥土氣息，實則由婚姻與家事、鄉俗與民情等日常事象，細致描繪社會變革給農民帶來的心理悸動與精神變動，反映時代氣息在普通農民身上的投射，表現農民在生活形態與精神狀態上的與時俱進，因此被視為“十七年”農村生活歷時性發展變化的文學縮影。

　　柳青對時代變遷引起的農村新變，極為敏感也極有興趣。他不斷“下放”自己，就是為了近距離觀察社會主義農村形成過程，深入捕捉農民群眾面對新生活的心理接受過程以及走向新生活的精神風貌。一部《創業史》，也確實寫出時代腳步在蛤蟆灘激起的回響與漣漪，記錄農民兄弟在新舊交替時代的進步與蛻變，從農村和農民角度為時代生活與精神描形立像，作了名副其實的時代“書記官”。

　　在文學中把個人與時代有機結合，路遙堪稱范例。《平凡的世界》由改革開放催生的新人物、農村新變化，以及給農村青年一代帶來的命運轉機，歌吟改革開放對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的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頗有意味的是，路遙作品中常常會有“我們”跳將出來，無論是敘事，還是抒情，抑或是議論，都有“我們”不斷出現。“我們”不僅使作品敘事方式在第三人稱里融進第一人稱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成為作品人物中的一員，而且在不知不覺中把讀者引入局內，使讀者清楚意識到：“我”（作者）、“你們”（讀者）和“他們”（作品人物），都處于身歷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過程，是彼此勾連又相互影響的命運共同體。這里，既把路遙超越自我和為百姓代言的文學追求顯露得清晰昭著，也把路遙用大眾眼光看待生活、以大眾情趣抒寫人生的追求表露得淋漓盡致。

　　充沛的現實主義精神

　　現實主義寫作因細節真實性、形象典型性與描寫方式客觀性等特征，滿足中國作家寫作追求，貼合中國讀者閱讀需求，一直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占據突出地位，歷練一茬又一茬實力派作家，催生一大批優秀小說。同時，不同作家又有不同繼承與發展、不同側重與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是開放的、發展的，作家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造詣、自己的需要，去進行創新和發展。

　　新時期文學以來，現實主義不斷更新，主要推動兩類小說創作長足發展。一類是家族歷史與文化寫作，這類小說以家族歷史為主干，通過一個家族的榮辱盛衰透視文化精神嬗變，折射社會變遷與時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張煒《古船》、陳忠實《白鹿原》、阿來《塵埃落定》等。另一類是改革題材，這類小說以改革開放為背景，寫義利抉擇、正邪較量。代表作品如周梅森《人間正道》、張平《抉擇》、陸天明《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周大新《曲終人在》等。可以說，由于運用嚴謹現實主義寫法，貫注強烈現實主義精神，這些作品做到思想精深與藝術精湛的桴鼓相應，達到“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較高標準。

　　現實主義寫作結出的豐碩成果、現實主義手法的歷久彌新、現實主義作品在讀者中的受歡迎程度，都提醒我們需要進一步認識現實主義，包括它的內涵、外延與意義，也包括它與中國文學的密切緣結，與中國讀者的內在聯系。

　　近年來，也有不少新人新作以現實主義追求向經典致敬，如陳彥長篇小說《裝臺》。這個作品寫一群給舞臺裝置背景的人，寫他們的爬高走低、含辛茹苦，也寫他們力盡所能的相互溫暖和利益他人。他們確有難以言說的苦處，但也有自己的擔當，像螢火蟲一樣帶著光亮，照亮自己的同時也溫暖別人。這個作品在怎么樣寫小人物和處理小人物方面，確實寫出新意。現實主義以及現實主義精神要求的是真誠面對生活，真誠書寫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作家自己主體力量的投射。作家思想內涵決定作品精神蘊含，現實主義精神取決于作家主體精神。

　　文學需要構筑時代高峰，高峰需要精品力作支撐。經過時間淘洗的經典之作，是不同時期重要作家傾其心力與才力創作出來的時代精品。以高遠目標與清醒意識、超強能力與極大付出，推動更多更好的文藝精品源源不斷產生，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不斷提高的審美需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健康發展，正是我們重溫經典、探尋經典成因的用意與期望所在。

　　（作者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10日 20 版）

(責編：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