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北京，天氣有些陰冷。12月初的一個下午，著名女作家朱天文在采訪間，等待媒體提問——不久前，她剛剛被推選為2018年度“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盛典”致敬文學人物。
她是作家，也是編劇。出生在一個與文學有著密切淵源的家庭，辦過雜志和書坊，也創作了數十部作品……將這些捋順，也許才能更好地了解朱天文的文學世界，以及，她作品中的悲歡情感。
在朱天文接受采訪的屋子外面，擠滿了她的讀者，長長的隊伍在門口繞了一個圈。這種迎接影視明星般地熱烈歡迎，或許她自己都沒料到。
一眼看去，朱天文衣著素凈，平靜溫和，神情中卻有著少女一般的單純。著名作家阿城對她有個恰如其分的評價：她像一塊小小的稀有金屬，在現場的陰影中，發著柔和的光。
朱天文的創作風格也和性格很像。在那篇常被援引的散文《牧羊橋，再見》中，很好展示了這個特點：“我但愿永遠在白衣黑裙的時代，為她的一顰一笑驚心動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悅的，人仿佛整個飽滿透明了，牽動一下，就要碎得滿地。”
這或許跟她從小的生活環境有關系。朱天文生于書香門第。父親是大作家朱西寧，母親是翻譯家劉慕沙。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三姐妹先后開始寫作。1972年，朱天文創作了個人首部小說《強說心愁》。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出版小說、散文、電影記錄《荒人手記》《巫言》《淡江記》等著作30余部。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一些個性的烙印。
喜歡的人，說她寫的東西純真；不喜歡的人，覺得晦澀難懂。與時下一些暢銷書比起來，朱天文的作品處境可能確實有些尷尬：她不愛寫跌宕起伏的情節，也少有盛極而衰的故事。缺少“勵志”與“成功”的元素， 總像缺了點流行的必要條件。
“那些我就不管了。”朱天文用很軟糯的聲音描述自己的寫作感受：如果說年輕時算作雄心萬丈，總想在文學世界里有這樣那樣的創造，但現在卻是自己需要“寫作”這件事情。
沒有特殊情況，朱天文會在早上八九點起床，沖了咖啡喂了貓，坐到書桌前。她說，一天有三四個小時“定”在那兒，又有兩個小時專志凝神，“真寫出東西來，那就是值得的”。
就這樣，一天有兩個小時篤定地寫東西，兩天、三天、四天……每天都往前推進一點點，作品依此完成。朱天文說，這樣積累下來，人生是不一樣的，可以根本不管外界如何，有點兒像修行的人，“只不過你是文字修行”。
但“慢慢推進”式的寫作方式，也是朱天文后來才培養出來的一種“紀律”：長篇小說《巫言》一寫七年難以收尾，于是在第八年痛下決心，管理好閱讀和創作的時間。
也是在幾十年的創作中，朱天文開始關注更廣泛的內容。在一篇致敬詞中，作家梁鴻認為，她是以繁復幽微的意象寫作折射出后現代語境下人的生存困境 。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說，正在發生的生活永遠比文字鮮活，作家很難以筆觸窮盡。朱天文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好比有一座礦山，不管是什么文學流派的寫法，作家覺得以前使用的書寫方式挖不了礦脈，或者，有新狀態出現，你要找到一個方法把新礦脈挖出來，語言跟文字就因此產生”。
朱天文解釋，所以沒有什么是最好的文字或最好的語言，而是為你想表達的東西，找到一個合適的容器。
當然，這種嘗試很多時候是失敗的，朱天文也不例外。但她認為，所有的“合適”都不是憑空發生的，就需要一直堅持，把寫作上的每一次嘗試都當成一種“操練”。
“你總想試圖往前走一點點，雖然有失敗的風險，但就是很執意的一直在做。”朱天文描述說，“它最大的回報就是：當你做到某一個時刻時剛剛好，找到一個最好的‘容器’，跟你要表達的內容恰如其分，就非常開心了”。
大概從1983年《小畢的故事》開始，朱天文的“文學礦脈”似乎又明顯增加了“編劇”這一項。有文章統計過，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她平均每年為侯孝賢貢獻一部電影劇本。
有人問她，電影方面的工作會不會影響寫作方式、手法。她沉吟一下，援引了這樣一句話“編劇是另外一個世界”。
“有人說，那邊獲利非常大，跟在這邊老老實實寫作差距很大，當編劇做久了，要回來寫小說時，他發覺沒那個語感了。”朱天文說，對這個，得有充分自覺。
具體到她自己，電影對寫作的影響，可能不在寫作的技術層面，而是另外一種方式。
“人的一生只能實現一種人生，每個行當都有每個行當的專業，需要花一生的時間才能達到頂峰，你的滿足之處也在這里。”2015年，《刺客聶隱娘》上映，朱天文是編劇之一。她曾透露，這個片子2009年才開始劇本討論，劇本先后寫了38個版本。
她說，合作對象是一個走在電影這條路上的創作者，那是他一生不舍棄的東西，“我參與其中了，讓我覺著，自己好像實現了兩個人生，這是我最大的收獲和影響”。
今年，朱天文已經62歲了，生活簡單但也忙忙碌碌，手里還攢著作品要寫……所以盡管經常被問到接下來的工作安排，她總說很難回答，“先要把手頭的紀錄片拍完吧”。
常有讀者期待，朱天文能夠繼續保有一個作家的赤子之心，繼續建設自己的文學世界。這個期待應該并不難，就像朱天文曾多次對人說過的那樣，寫作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上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