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繪畫2.0”展覽現場
維也納路德維希基金會現代藝術館(Museum moderner Kunst Stiftung Ludwig Wien)正在進行的“繪畫2.0”(Painting 2.0: Express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標題源自“web2.0”——一個利用web平臺,由用戶主導而生成內容的互聯網產品模式。它提高了用戶間的互動性,形成了一種網絡社會的新形態。3位策展人瑪努埃拉·阿默(Manuela Ammer)、阿希姆·豪多夫(Achim Hochdörfer)與大衛·約瑟利特(David Joselit)認為,本次展覽借用“2.0”作為對21世紀的隱喻,旨在揭示信息時代的繪畫作為商品的消費性及互文性。
約爾格·伊門多夫(Jörg Immendorf)《Wo stehst Du mit Deiner Kunst, Kollege?》,1973年
莫妮卡·貝爾(Monika Baer)《Vampir》,2007年
上世紀80年代曾有批評家宣稱“繪畫已死”,這無疑是把繪畫作為一種媒介而產生的結論。當傳統的顏料、畫布受到新媒介及技術的挑戰時,繪畫的正統性 受到了質疑。而這種以“媒介特殊性”進行的敘事,長久以來占據著西方藝術史的中心。然而本次展覽則從另一個角度,即繪畫作為一種“表達”,闡述了自 1960年代至今,繪畫對各種不同陌生事物的反應。現成品、行為、電視、廣告、網絡……這些充斥于21世紀的產物,在1960年代的繪畫實踐中已初見端 倪。這也是本次展覽為何會以1960年代為起點的緣由。
杰奎琳·漢弗萊斯《Untitled》, 2008年,圖片來源:Bayerische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 Haydar Koyupinar
展覽的3個章節:“行動與景觀”(Gesture and Spectacle)、“古怪的形體”(Eccentric Figuration)及“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分別以不同的視角,探討了繪畫的“表達”如何在我們的時代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行動與景觀”中,引用了兩個具有特殊含義的名詞。所謂“行動”(gesture)是一種身體介入繪畫的方式,通常與“抽象表現主義” (abstract expressionism)和“行為繪畫”(action painting)結合在一起。藝術家把這種“行動”作為一種獨立的繪畫元素,呈現在畫布上。
▲ “繪畫2.0”展覽現場,圖片來源:mumok/ Stephan Wyckoff
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于1961年創作的《射擊》(Tirs: Reloaded)是這種“行動繪畫”的絕佳例證。藝術家把顏料袋、切面包機、玻璃等各式材料黏貼在木板上,然后覆蓋白色石膏,再用步槍進行射擊。隱藏在 石膏之下的顏料崩裂、飛濺,在木板上留下獨一無二的痕跡。這種大膽的藝術實踐使畫布不再僅僅是展現繪畫技巧的載體,而成為帶有一定情緒性的話語競技場。
妮基·桑法勒于1961年創作的《射擊》,圖片來源:The Telegraph
而“景觀”一詞(spectacle),則是由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他1967年出版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在德波看來,“景觀”是資本主義與大眾媒體的合流。當電視、廣告這些消費性大眾媒體涌入時,商品關系取代了以人為 核心的社會關系。本次展覽則把這個概念的外延拓展為圖像聚集后的資本性。
“繪畫2.0”展覽現場
賈許·史密斯(Josh Smith)的系列《無題/最終簽名》(untitled/final sign)便是對德博的“景觀”最好的視覺詮釋。自2001年來,他嘗試發展出一種系統,把表現力作為繪畫的動機,并融入網絡社會的邏輯。
展覽中多個圖像作為一個組群,以不同的方式結合起來。其中看似平常的藝術家簽名、展覽海報等,作為一種可置換的元素出現在作品中。史密斯在創作時, 有時會把未干的畫布聚集起來,進行按壓,以便畫布之間產生相關聯的痕跡。這種手法使他的繪畫具有強烈的再生性及驅動力。而交換、聚合,這些來自網絡社會的 概念,使圖像的集合本身成為了一種商品。它作為一種資本的象征,不斷在社會中更迭。這種圖像的貨幣化與商品化趨勢,是信息時代繪畫的一個重要表征。
從二維到三維
在“古怪的形體”一章中,聚焦了繪畫表達的一個重要載體—軀體。從抽象與具象,二維與三維的角度,探討了繪畫形體這一核心問題。伊娃·海瑟(Eva Hesse)于1965年創作的《池塘中的耳朵》(An Ear in the Pond),從一個粉色類似人耳的形體中伸出一根紅色線繩。這種具有雕塑性的繪畫實踐,使伊娃·海瑟把她的繪畫形體抽象到了三維空間中的線條。
伊娃·海瑟《池塘中的耳朵》,1965年,圖片來源:Hauser&Wirth
同時期另一位女性藝術家李·洛薩諾(Lee Lozano)也對繪畫的軀體性做了相應的探索。于1964年創作的兩聯大幅油畫《無題》(Untitled)中,工具鉆頭的局部占據了整個畫面。通過對 機械的無限放大,在現代社會中工業化、商品化的語境下,賦予了物質擬人的特性。另一幅作于1962年的《無題》(Untitled)則把女性軀體描繪為一 個儲蓄罐。對于洛薩諾而言,繪畫的軀體性同樣受到同時代商品消費的驅使,身體變為了可供資本交換的原動力。
李·洛薩諾《無題》(Untitled),1964年
在“社交網絡”一章中,探討了信息時代的各類繪畫實踐。從表現手法來看,它們從畫布中解放出來,進入到行為、觀念、圖像挪用等領域,詮釋了繪畫在信 息社會中具有的高度循環性。策展人之一的大衛·約瑟利特在此提出了“網絡繪畫”(network painting)的概念,認為其背后的觀念為圖像在主體(人)與客體(物)間的移動。
展覽中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工廠”(factory)所生產的作品,詮釋了這一特性。這些作品中既有名人肖像,如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又有美鈔這種能引人對消費產生聯想的物件。通過絲網印刷的方式,對圖像進行多次復制,使作品產生出一種序列性。這也與始于1960年代的藝術 品大規模商品化的時代背景十分契合。
安迪·沃霍爾《Natalie Wood》,1962年
在網絡時代中,對繪畫的理解也在不斷更迭。它不再僅僅是一幅畫,而被更廣泛地視為圖像、影像。在此背景下,藝術家通過行為的介入對圖像進行重組。荒 川醫(Ei Arakawa)與南川史門(Shimon Minamikawa)的作品《變巴黎為家》(Paris adapted homeland)便是一例。荒川醫把南川史門的繪畫作品舉在面前,行走于一個設有軌道的室內空間里。通過后期綠屏技術的處理,荒川醫手舉繪畫的這一圖像 出現在不同的背景環境中。
荒川醫與南川史門作品《變巴黎為家》視頻靜幀,2013年,圖片來源:Taka Ishii Gallery
尤塔·科伊瑟(Jutta Koether)在她的繪畫實踐中使用了挪用的手法。作品《塞尚、庫爾貝、馬奈、梵高與我》(Cézanne, Courbet, Manet, Van Gogh and I)中,科伊瑟把自己的名字與現代藝術史中重要的畫家名字并置,通過挪移的手法,使自我與不同時空的藝術家產生互動。這種借用、粘貼的網絡思維模式,使繪 畫語言變得更加多樣及復雜。
在信息時代中,各種技術變革應接不暇,不斷涌現的新鮮事物持續沖擊著我們對傳統的認知。繪畫之于這個時代的意義何在?它會如批評家擔心的那樣,消失 殆盡嗎?本次展覽給出了一種答案。正如三位策展人所言:繪畫不僅沒有受到觀念、行為、攝影等新形式的阻礙,反而對它們進行了兼容,煥發出更加旺盛的生命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