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歷代“發冢者誅”，盜墓是屢禁不絕的社會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就成萬元戶”的“示范”效應下，中國大陸出現盜墓潮，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湖南、湖北、浙江等歷史文化遺存豐厚地區是重災區。為遏制文物犯罪，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刑法》中增設“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名，執法部門多次組織大規模的嚴打活動，整頓、規范舊貨市場。中國還積極參與國際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和組織，迄今，與美國等19個國家簽署了關于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化財產雙邊協定。國家文物局2005年啟動了海外流失文物調查工作。 

　　非法出土文物的終端是收藏者和收藏機構。當代專業化的“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將盜、運、銷“集團化”“國際化”，根據“訂單”偷盜古文化遺址和博物館。數據顯示，1982年，中國海關查獲走私文物4.8萬件；1995年至2003年間，海關查獲走私文物4.7萬余件。同期的全國集裝箱運量從15.93萬標準集裝箱增至4867萬標準集裝箱，而海關的集裝箱查驗率僅3%！按查一漏十的概率推算，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在這過程中，中國文化遺產遭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失，許多歷史細節消失、歷史之謎無解。媒體關注較多的甘肅省禮縣大堡子山春秋秦國文物、福建省大田縣章公祖師肉身像均是這一時期流失海外的。 

　　收藏講究流傳有序，著錄清晰，但收藏者對非法文物交易的容忍度較高——為此上當受騙者也不計其數。這是因為，收藏是滿足精神追求的高度自我行為，圈子相對封閉，購買非法文物被查緝的可能性低，可秘藏以待時間洗白；即使被查，也是退還罰款，而少有追責。另外，在贗品泛濫的時下，擁有出土文物頗值得在同好中炫耀。于是，“鬼市”中的人們，游走于法律邊緣，彼此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 

　　收藏者都愿以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者自視，這種“獲得感”是他人無法體驗的。但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若對非法文物交易寬容，只能事與愿違，加速歷史文化遺存走向毀滅。 

　　評判收藏家成功與否，往往以藏品價值衡量。在現代社會，收藏家當與時俱進，不僅要對非法文物交易說“不”，還應對瀕危動植物制品說“不”，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線，不能為一己之欲而毀壞文化遺產和自然環境。這方面，前有孫瀛洲、張伯駒，近有美國收藏家范季融、法國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諾和克里斯蒂安·戴迪安，得失之間，他們的“獲得感”得到全社會的認同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