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爾·亨羅特：藝術與普遍性
2018-01-21 19:32:03
來源：網絡
自引起轟動的作品《非常累》一舉奪下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后，1978年出生的法國藝術家卡米爾·亨羅特已成為各藝術機構和策展人心目中的熱門人選。亨羅特關于創世的13分鐘錄像切題地呼應了那屆威雙策展人馬希米利亞諾·吉奧尼提出的“百科全書宮殿”的主題。
同音樂人和作家一同完成的作品在視覺、文本、音樂和人聲多個層次上纏繞，仿佛一道迷咒。亨羅特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做研究員時開始了作品的創作。史密森學會作為世界最大的科學博物館群，擁有海量的圖像、物件、檔案錄像。這些素材在《非常累》這一里程碑式的拼貼作品中找到了歸宿。
圖像隨著加速的音軌不斷涌出，將觀看者淹沒。他們屏息凝神，試圖跟上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藝術家展示著她的絕技，觀看錄像有如一次神游。凝煉的總體藝術提供的是觀看經驗，而非對呈現內容的詳實調查。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史密森學會的檔案具體展現了世界之廣闊、自然和人類歷史之浩瀚，《非常累》近乎瘋狂地將這一切引入你我視野。其標題借用了病理學術語，意思是慢性疲勞。人類試圖理解世界及自我、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不懈努力是亨羅特持續關注的主題。這種本質的沖動(及其徒勞的荒誕性)在她群星般璀璨的作品中顯現出來。正如我們用“大爆炸”來形容她的藝術實踐，從《非常累》中可以一窺她廣博的興趣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何將媒介多樣性與對普遍性的認識論訴求連接在一起。
從宇宙的歷史到藝術家的工作室
受奇森黑爾畫廊邀請，亨羅特創作了大型裝置《白狐》，延續了《非常累》中百科全書式的議題。《白狐》由奇森黑爾畫廊、夏洛特堡、符騰堡藝術館等機構聯合出品，2014年2月至今年秋在歐洲巡展。最近一次展出是在柏林的柯尼希畫廊。
《白狐》再一次審視了普遍系統與多樣現實間的關系，努力擺脫文化-自然、藝術-生活的二元束縛，囊括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不像《非常累》單純使用錄像，這件作品則是融合建筑、圖片、書籍、攝影、雕塑、模型及日常物件的媒介綜合體。一個巨大、中性的盒子開出一扇側門，將參觀者引入一個群青色的空間。柔軟的地毯和深藍色(一個標志性的顏色，從電視藍屏到克萊因藍)，伴隨著大氣音效產生的單調轟鳴，參觀者在這樣一個引發冥想的環境中穿過一系列圖像和擺滿物件的架子。人們不斷觀看和解碼，試圖闡釋眼前的一切。參觀者并非被動地接受一個作品，而是
亨羅特將展覽空間的墻壁按羅盤的四個點和四種元素(空氣、水、土、火)加以區分，創造出一種原始的秩序。其中包括人類生命圈，這一點從墻上一幅嬰兒海報可以看出。這宇宙學圖表給出的指引相當有限，你仍有可能迷失在龐大的細節之中。超過400件的展品同時呈現著一個宏觀世界模型以及一個微觀工作室或實驗場，一切創作皆有跡可尋(書桌、盒子、畫框、空白紙張)。當觀眾初進展廳，面對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面空白墻壁時，尚不知物質即將開始膨脹，直到無序的素材堆積成山，散落滿地。架子和墻上的圖像依據形式相似性(比如都具有蛇的形狀)或背景相關性(比如不同語言版本的耶和華見證會雜志)分類，依稀有序可循。數碼媒體與垃圾、流行音樂與科學，高雅與低俗的混合對撞隨處可見：“大爆炸”究竟是一個天文學術語還是一個韓國人氣男子組合?抑或一個電視節目?
亨羅特偏執狂似的匯編為關聯分析提供了實驗性框架，橫跨文化史、科學、哲學和宗教的多重釋義成為可能。跟《非常累》類似，這里龐大的信息與人類對于解釋、排序、記錄以期掌控現實的執念相呼應。攝入與產出緊密相關，以至于接納世界和建立解釋模型來塑造世界之間已經鮮有差別。對亨羅特而言，混亂，作為人類學辯證法中對立卻必不可少的力量，始終令我們無法回避：它為創造性動力提供養料，同時又顛覆了任何既定的綜合秩序。
“白狐”一說是來自西非多貢人部落的一位神明，法國民族學者馬塞爾·格里奧爾和喬邁·狄泰倫在他們1965年出版的《白狐》亦有記載——亨羅特所指的正是這部著作。她的作品旁征博引：日本花道(《可否即是革命者又愛花?》，2012年)，阿爾及利亞史(《史前收藏》，2013年)，霍馬印第安人部族(《Ys城市》，2013年)。這些都印證了她準科學的、聯想式的，以歸檔及整理的方法處理歷史及民族學議題的思路。
普遍性帶來的問題
然而，如此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對于藝術之外的知識體系是否具備有效性?一個作品是否有可能厘清科學、歷史、經濟和文化生產領域的問題，闡明世界之復雜性外加個體經驗之特異性?藝術實踐與科學研究能夠和諧共處到何種程度?研究型藝術蔚然成風，藝術家們頻繁指涉科學與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當具體媒介與經典類型不再設置邊界或提供具體內含，可能性變得永無窮盡。一切皆有可能之時，傾向于普遍性成為擁抱這一情形的極端路徑。
這并非《文藝復興人》的回歸，亦區別于將藝術視作與自然科學與哲學息息相關的普遍學科的觀念，那些由媒體、信源、敘事與觀念共同發出的無休止的雜音更像是當下信息過剩文化癥候的產物。知識領域相互交織，各種材料唾手可得。跨學科與開源文化趨勢鼓勵藝術創作的多樣性，但如果完全不設門檻可能流于膚淺直白。很多情況下，藝術拾人牙慧，不經消化轉譯，更不用說探索一種自證其明的藝術公式。
撇開亨羅特枝蔓的參考框架，她實際試圖找到一種能與其他學科相類比的合適的藝術范式。《非常累》這一動態數碼斷章頗為奏效，而靜態的孿生作品《白狐》卻暴露了亨羅特創作方法的基本問題：隨機參照也能揭示出關系(一切均能代表一切)，元素成為短暫的引文(一切均能引發聯想)。亨羅特作品的豐富性源于她對現在與過去的非層級式的態度。她最近受妮琪·米娜頗具爭議的音樂視頻《水蟒》啟發而創作的畫作就是明證，盡管它們風格古拙。
她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中保有一種天真的熱情，其結果總是迷人的，又常是令人困惑的，仿佛呈現眼前的海量信息本身就具有不可識別性。或許這種難以辨識正是重點。普遍困惑不是問題，而是程序。最終，它是應對普遍理解這一荒誕想法的有趣方式。從費茨利/魏斯組合到布瓦爾與佩居謝，許多人用他們反思性的諷刺態度創作過。他們嘗試了每一種方式，獲得了精巧的失敗。
大爆炸
自引起轟動的作品《非常累》一舉奪下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后，1978年出生的法國藝術家卡米爾·亨羅特已成為各藝術機構和策展人心目中的熱門人選。亨羅特關于創世的13分鐘錄像切題地呼應了那屆威雙策展人馬希米利亞諾·吉奧尼提出的“百科全書宮殿”的主題。
同音樂人和作家一同完成的作品在視覺、文本、音樂和人聲多個層次上纏繞，仿佛一道迷咒。亨羅特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做研究員時開始了作品的創作。史密森學會作為世界最大的科學博物館群，擁有海量的圖像、物件、檔案錄像。這些素材在《非常累》這一里程碑式的拼貼作品中找到了歸宿。
圖像隨著加速的音軌不斷涌出，將觀看者淹沒。他們屏息凝神，試圖跟上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藝術家展示著她的絕技，觀看錄像有如一次神游。凝煉的總體藝術提供的是觀看經驗，而非對呈現內容的詳實調查。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史密森學會的檔案具體展現了世界之廣闊、自然和人類歷史之浩瀚，《非常累》近乎瘋狂地將這一切引入你我視野。其標題借用了病理學術語，意思是慢性疲勞。人類試圖理解世界及自我、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不懈努力是亨羅特持續關注的主題。這種本質的沖動(及其徒勞的荒誕性)在她群星般璀璨的作品中顯現出來。正如我們用“大爆炸”來形容她的藝術實踐，從《非常累》中可以一窺她廣博的興趣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何將媒介多樣性與對普遍性的認識論訴求連接在一起。
從宇宙的歷史到藝術家的工作室
受奇森黑爾畫廊邀請，亨羅特創作了大型裝置《白狐》，延續了《非常累》中百科全書式的議題。《白狐》由奇森黑爾畫廊、夏洛特堡、符騰堡藝術館等機構聯合出品，2014年2月至今年秋在歐洲巡展。最近一次展出是在柏林的柯尼希畫廊。
《白狐》再一次審視了普遍系統與多樣現實間的關系，努力擺脫文化-自然、藝術-生活的二元束縛，囊括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不像《非常累》單純使用錄像，這件作品則是融合建筑、圖片、書籍、攝影、雕塑、模型及日常物件的媒介綜合體。一個巨大、中性的盒子開出一扇側門，將參觀者引入一個群青色的空間。柔軟的地毯和深藍色(一個標志性的顏色，從電視藍屏到克萊因藍)，伴隨著大氣音效產生的單調轟鳴，參觀者在這樣一個引發冥想的環境中穿過一系列圖像和擺滿物件的架子。人們不斷觀看和解碼，試圖闡釋眼前的一切。參觀者并非被動地接受一個作品，而是受邀奔赴一場發現之旅。這就是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
亨羅特將展覽空間的墻壁按羅盤的四個點和四種元素(空氣、水、土、火)加以區分，創造出一種原始的秩序。其中包括人類生命圈，這一點從墻上一幅嬰兒海報可以看出。這宇宙學圖表給出的指引相當有限，你仍有可能迷失在龐大的細節之中。超過400件的展品同時呈現著一個宏觀世界模型以及一個微觀工作室或實驗場，一切創作皆有跡可尋(書桌、盒子、畫框、空白紙張)。當觀眾初進展廳，面對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面空白墻壁時，尚不知物質即將開始膨脹，直到無序的素材堆積成山，散落滿地。架子和墻上的圖像依據形式相似性(比如都具有蛇的形狀)或背景相關性(比如不同語言版本的耶和華見證會雜志)分類，依稀有序可循。數碼媒體與垃圾、流行音樂與科學，高雅與低俗的混合對撞隨處可見：“大爆炸”究竟是一個天文學術語還是一個韓國人氣男子組合?抑或一個電視節目?
亨羅特偏執狂似的匯編為關聯分析提供了實驗性框架，橫跨文化史、科學、哲學和宗教的多重釋義成為可能。跟《非常累》類似，這里龐大的信息與人類對于解釋、排序、記錄以期掌控現實的執念相呼應。攝入與產出緊密相關，以至于接納世界和建立解釋模型來塑造世界之間已經鮮有差別。對亨羅特而言，混亂，作為人類學辯證法中對立卻必不可少的力量，始終令我們無法回避：它為創造性動力提供養料，同時又顛覆了任何既定的綜合秩序。
“白狐”一說是來自西非多貢人部落的一位神明，法國民族學者馬塞爾·格里奧爾和喬邁·狄泰倫在他們1965年出版的《白狐》亦有記載——亨羅特所指的正是這部著作。她的作品旁征博引：日本花道(《可否即是革命者又愛花?》，2012年)，阿爾及利亞史(《史前收藏》，2013年)，霍馬印第安人部族(《Ys城市》，2013年)。這些都印證了她準科學的、聯想式的，以歸檔及整理的方法處理歷史及民族學議題的思路。
普遍性帶來的問題
然而，如此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對于藝術之外的知識體系是否具備有效性?一個作品是否有可能厘清科學、歷史、經濟和文化生產領域的問題，闡明世界之復雜性外加個體經驗之特異性?藝術實踐與科學研究能夠和諧共處到何種程度?研究型藝術蔚然成風，藝術家們頻繁指涉科學與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當具體媒介與經典類型不再設置邊界或提供具體內含，可能性變得永無窮盡。一切皆有可能之時，傾向于普遍性成為擁抱這一情形的極端路徑。
這并非《文藝復興人》的回歸，亦區別于將藝術視作與自然科學與哲學息息相關的普遍學科的觀念，那些由媒體、信源、敘事與觀念共同發出的無休止的雜音更像是當下信息過剩文化癥候的產物。知識領域相互交織，各種材料唾手可得。跨學科與開源文化趨勢鼓勵藝術創作的多樣性，但如果完全不設門檻可能流于膚淺直白。很多情況下，藝術拾人牙慧，不經消化轉譯，更不用說探索一種自證其明的藝術公式。
撇開亨羅特枝蔓的參考框架，她實際試圖找到一種能與其他學科相類比的合適的藝術范式。《非常累》這一動態數碼斷章頗為奏效，而靜態的孿生作品《白狐》卻暴露了亨羅特創作方法的基本問題：隨機參照也能揭示出關系(一切均能代表一切)，元素成為短暫的引文(一切均能引發聯想)。亨羅特作品的豐富性源于她對現在與過去的非層級式的態度。她最近受妮琪·米娜頗具爭議的音樂視頻《水蟒》啟發而創作的畫作就是明證，盡管它們風格古拙。
她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中保有一種天真的熱情，其結果總是迷人的，又常是令人困惑的，仿佛呈現眼前的海量信息本身就具有不可識別性。或許這種難以辨識正是重點。普遍困惑不是問題，而是程序。最終，它是應對普遍理解這一荒誕想法的有趣方式。從費茨利/魏斯組合到布瓦爾與佩居謝，許多人用他們反思性的諷刺態度創作過。他們嘗試了每一種方式，獲得了精巧的失敗。
同音樂人和作家一同完成的作品在視覺、文本、音樂和人聲多個層次上纏繞，仿佛一道迷咒。亨羅特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做研究員時開始了作品的創作。史密森學會作為世界最大的科學博物館群，擁有海量的圖像、物件、檔案錄像。這些素材在《非常累》這一里程碑式的拼貼作品中找到了歸宿。
圖像隨著加速的音軌不斷涌出，將觀看者淹沒。他們屏息凝神，試圖跟上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藝術家展示著她的絕技，觀看錄像有如一次神游。凝煉的總體藝術提供的是觀看經驗，而非對呈現內容的詳實調查。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史密森學會的檔案具體展現了世界之廣闊、自然和人類歷史之浩瀚，《非常累》近乎瘋狂地將這一切引入你我視野。其標題借用了病理學術語，意思是慢性疲勞。人類試圖理解世界及自我、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不懈努力是亨羅特持續關注的主題。這種本質的沖動(及其徒勞的荒誕性)在她群星般璀璨的作品中顯現出來。正如我們用“大爆炸”來形容她的藝術實踐，從《非常累》中可以一窺她廣博的興趣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何將媒介多樣性與對普遍性的認識論訴求連接在一起。
從宇宙的歷史到藝術家的工作室
受奇森黑爾畫廊邀請，亨羅特創作了大型裝置《白狐》，延續了《非常累》中百科全書式的議題。《白狐》由奇森黑爾畫廊、夏洛特堡、符騰堡藝術館等機構聯合出品，2014年2月至今年秋在歐洲巡展。最近一次展出是在柏林的柯尼希畫廊。
《白狐》再一次審視了普遍系統與多樣現實間的關系，努力擺脫文化-自然、藝術-生活的二元束縛，囊括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不像《非常累》單純使用錄像，這件作品則是融合建筑、圖片、書籍、攝影、雕塑、模型及日常物件的媒介綜合體。一個巨大、中性的盒子開出一扇側門，將參觀者引入一個群青色的空間。柔軟的地毯和深藍色(一個標志性的顏色，從電視藍屏到克萊因藍)，伴隨著大氣音效產生的單調轟鳴，參觀者在這樣一個引發冥想的環境中穿過一系列圖像和擺滿物件的架子。人們不斷觀看和解碼，試圖闡釋眼前的一切。參觀者并非被動地接受一個作品，而是
亨羅特將展覽空間的墻壁按羅盤的四個點和四種元素(空氣、水、土、火)加以區分，創造出一種原始的秩序。其中包括人類生命圈，這一點從墻上一幅嬰兒海報可以看出。這宇宙學圖表給出的指引相當有限，你仍有可能迷失在龐大的細節之中。超過400件的展品同時呈現著一個宏觀世界模型以及一個微觀工作室或實驗場，一切創作皆有跡可尋(書桌、盒子、畫框、空白紙張)。當觀眾初進展廳，面對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面空白墻壁時，尚不知物質即將開始膨脹，直到無序的素材堆積成山，散落滿地。架子和墻上的圖像依據形式相似性(比如都具有蛇的形狀)或背景相關性(比如不同語言版本的耶和華見證會雜志)分類，依稀有序可循。數碼媒體與垃圾、流行音樂與科學，高雅與低俗的混合對撞隨處可見：“大爆炸”究竟是一個天文學術語還是一個韓國人氣男子組合?抑或一個電視節目?
亨羅特偏執狂似的匯編為關聯分析提供了實驗性框架，橫跨文化史、科學、哲學和宗教的多重釋義成為可能。跟《非常累》類似，這里龐大的信息與人類對于解釋、排序、記錄以期掌控現實的執念相呼應。攝入與產出緊密相關，以至于接納世界和建立解釋模型來塑造世界之間已經鮮有差別。對亨羅特而言，混亂，作為人類學辯證法中對立卻必不可少的力量，始終令我們無法回避：它為創造性動力提供養料，同時又顛覆了任何既定的綜合秩序。
“白狐”一說是來自西非多貢人部落的一位神明，法國民族學者馬塞爾·格里奧爾和喬邁·狄泰倫在他們1965年出版的《白狐》亦有記載——亨羅特所指的正是這部著作。她的作品旁征博引：日本花道(《可否即是革命者又愛花?》，2012年)，阿爾及利亞史(《史前收藏》，2013年)，霍馬印第安人部族(《Ys城市》，2013年)。這些都印證了她準科學的、聯想式的，以歸檔及整理的方法處理歷史及民族學議題的思路。
普遍性帶來的問題
然而，如此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對于藝術之外的知識體系是否具備有效性?一個作品是否有可能厘清科學、歷史、經濟和文化生產領域的問題，闡明世界之復雜性外加個體經驗之特異性?藝術實踐與科學研究能夠和諧共處到何種程度?研究型藝術蔚然成風，藝術家們頻繁指涉科學與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當具體媒介與經典類型不再設置邊界或提供具體內含，可能性變得永無窮盡。一切皆有可能之時，傾向于普遍性成為擁抱這一情形的極端路徑。
這并非《文藝復興人》的回歸，亦區別于將藝術視作與自然科學與哲學息息相關的普遍學科的觀念，那些由媒體、信源、敘事與觀念共同發出的無休止的雜音更像是當下信息過剩文化癥候的產物。知識領域相互交織，各種材料唾手可得。跨學科與開源文化趨勢鼓勵藝術創作的多樣性，但如果完全不設門檻可能流于膚淺直白。很多情況下，藝術拾人牙慧，不經消化轉譯，更不用說探索一種自證其明的藝術公式。
撇開亨羅特枝蔓的參考框架，她實際試圖找到一種能與其他學科相類比的合適的藝術范式。《非常累》這一動態數碼斷章頗為奏效，而靜態的孿生作品《白狐》卻暴露了亨羅特創作方法的基本問題：隨機參照也能揭示出關系(一切均能代表一切)，元素成為短暫的引文(一切均能引發聯想)。亨羅特作品的豐富性源于她對現在與過去的非層級式的態度。她最近受妮琪·米娜頗具爭議的音樂視頻《水蟒》啟發而創作的畫作就是明證，盡管它們風格古拙。
她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中保有一種天真的熱情，其結果總是迷人的，又常是令人困惑的，仿佛呈現眼前的海量信息本身就具有不可識別性。或許這種難以辨識正是重點。普遍困惑不是問題，而是程序。最終，它是應對普遍理解這一荒誕想法的有趣方式。從費茨利/魏斯組合到布瓦爾與佩居謝，許多人用他們反思性的諷刺態度創作過。他們嘗試了每一種方式，獲得了精巧的失敗。
大爆炸
自引起轟動的作品《非常累》一舉奪下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后，1978年出生的法國藝術家卡米爾·亨羅特已成為各藝術機構和策展人心目中的熱門人選。亨羅特關于創世的13分鐘錄像切題地呼應了那屆威雙策展人馬希米利亞諾·吉奧尼提出的“百科全書宮殿”的主題。
同音樂人和作家一同完成的作品在視覺、文本、音樂和人聲多個層次上纏繞，仿佛一道迷咒。亨羅特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做研究員時開始了作品的創作。史密森學會作為世界最大的科學博物館群，擁有海量的圖像、物件、檔案錄像。這些素材在《非常累》這一里程碑式的拼貼作品中找到了歸宿。
圖像隨著加速的音軌不斷涌出，將觀看者淹沒。他們屏息凝神，試圖跟上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藝術家展示著她的絕技，觀看錄像有如一次神游。凝煉的總體藝術提供的是觀看經驗，而非對呈現內容的詳實調查。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史密森學會的檔案具體展現了世界之廣闊、自然和人類歷史之浩瀚，《非常累》近乎瘋狂地將這一切引入你我視野。其標題借用了病理學術語，意思是慢性疲勞。人類試圖理解世界及自我、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不懈努力是亨羅特持續關注的主題。這種本質的沖動(及其徒勞的荒誕性)在她群星般璀璨的作品中顯現出來。正如我們用“大爆炸”來形容她的藝術實踐，從《非常累》中可以一窺她廣博的興趣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何將媒介多樣性與對普遍性的認識論訴求連接在一起。
從宇宙的歷史到藝術家的工作室
受奇森黑爾畫廊邀請，亨羅特創作了大型裝置《白狐》，延續了《非常累》中百科全書式的議題。《白狐》由奇森黑爾畫廊、夏洛特堡、符騰堡藝術館等機構聯合出品，2014年2月至今年秋在歐洲巡展。最近一次展出是在柏林的柯尼希畫廊。
《白狐》再一次審視了普遍系統與多樣現實間的關系，努力擺脫文化-自然、藝術-生活的二元束縛，囊括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不像《非常累》單純使用錄像，這件作品則是融合建筑、圖片、書籍、攝影、雕塑、模型及日常物件的媒介綜合體。一個巨大、中性的盒子開出一扇側門，將參觀者引入一個群青色的空間。柔軟的地毯和深藍色(一個標志性的顏色，從電視藍屏到克萊因藍)，伴隨著大氣音效產生的單調轟鳴，參觀者在這樣一個引發冥想的環境中穿過一系列圖像和擺滿物件的架子。人們不斷觀看和解碼，試圖闡釋眼前的一切。參觀者并非被動地接受一個作品，而是受邀奔赴一場發現之旅。這就是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
亨羅特將展覽空間的墻壁按羅盤的四個點和四種元素(空氣、水、土、火)加以區分，創造出一種原始的秩序。其中包括人類生命圈，這一點從墻上一幅嬰兒海報可以看出。這宇宙學圖表給出的指引相當有限，你仍有可能迷失在龐大的細節之中。超過400件的展品同時呈現著一個宏觀世界模型以及一個微觀工作室或實驗場，一切創作皆有跡可尋(書桌、盒子、畫框、空白紙張)。當觀眾初進展廳，面對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面空白墻壁時，尚不知物質即將開始膨脹，直到無序的素材堆積成山，散落滿地。架子和墻上的圖像依據形式相似性(比如都具有蛇的形狀)或背景相關性(比如不同語言版本的耶和華見證會雜志)分類，依稀有序可循。數碼媒體與垃圾、流行音樂與科學，高雅與低俗的混合對撞隨處可見：“大爆炸”究竟是一個天文學術語還是一個韓國人氣男子組合?抑或一個電視節目?
亨羅特偏執狂似的匯編為關聯分析提供了實驗性框架，橫跨文化史、科學、哲學和宗教的多重釋義成為可能。跟《非常累》類似，這里龐大的信息與人類對于解釋、排序、記錄以期掌控現實的執念相呼應。攝入與產出緊密相關，以至于接納世界和建立解釋模型來塑造世界之間已經鮮有差別。對亨羅特而言，混亂，作為人類學辯證法中對立卻必不可少的力量，始終令我們無法回避：它為創造性動力提供養料，同時又顛覆了任何既定的綜合秩序。
“白狐”一說是來自西非多貢人部落的一位神明，法國民族學者馬塞爾·格里奧爾和喬邁·狄泰倫在他們1965年出版的《白狐》亦有記載——亨羅特所指的正是這部著作。她的作品旁征博引：日本花道(《可否即是革命者又愛花?》，2012年)，阿爾及利亞史(《史前收藏》，2013年)，霍馬印第安人部族(《Ys城市》，2013年)。這些都印證了她準科學的、聯想式的，以歸檔及整理的方法處理歷史及民族學議題的思路。
普遍性帶來的問題
然而，如此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對于藝術之外的知識體系是否具備有效性?一個作品是否有可能厘清科學、歷史、經濟和文化生產領域的問題，闡明世界之復雜性外加個體經驗之特異性?藝術實踐與科學研究能夠和諧共處到何種程度?研究型藝術蔚然成風，藝術家們頻繁指涉科學與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當具體媒介與經典類型不再設置邊界或提供具體內含，可能性變得永無窮盡。一切皆有可能之時，傾向于普遍性成為擁抱這一情形的極端路徑。
這并非《文藝復興人》的回歸，亦區別于將藝術視作與自然科學與哲學息息相關的普遍學科的觀念，那些由媒體、信源、敘事與觀念共同發出的無休止的雜音更像是當下信息過剩文化癥候的產物。知識領域相互交織，各種材料唾手可得。跨學科與開源文化趨勢鼓勵藝術創作的多樣性，但如果完全不設門檻可能流于膚淺直白。很多情況下，藝術拾人牙慧，不經消化轉譯，更不用說探索一種自證其明的藝術公式。
撇開亨羅特枝蔓的參考框架，她實際試圖找到一種能與其他學科相類比的合適的藝術范式。《非常累》這一動態數碼斷章頗為奏效，而靜態的孿生作品《白狐》卻暴露了亨羅特創作方法的基本問題：隨機參照也能揭示出關系(一切均能代表一切)，元素成為短暫的引文(一切均能引發聯想)。亨羅特作品的豐富性源于她對現在與過去的非層級式的態度。她最近受妮琪·米娜頗具爭議的音樂視頻《水蟒》啟發而創作的畫作就是明證，盡管它們風格古拙。
她包羅萬象的藝術實踐中保有一種天真的熱情，其結果總是迷人的，又常是令人困惑的，仿佛呈現眼前的海量信息本身就具有不可識別性。或許這種難以辨識正是重點。普遍困惑不是問題，而是程序。最終，它是應對普遍理解這一荒誕想法的有趣方式。從費茨利/魏斯組合到布瓦爾與佩居謝，許多人用他們反思性的諷刺態度創作過。他們嘗試了每一種方式，獲得了精巧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