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陶支座”1000余個，直身支座973個，其中一個直身支座圓頂盤（T0916⑧120，下簡稱“陶頂盤”，圖1），上有八個“文”字，分為四組，每一組兩個“文”字的頭與頭相對，是初始的“合文”。這個“陶頂盤”的意義非常豐富，首先是數學天文學，這里只探討“文”字與書契的起源。

《秭歸柳林溪》說明：“遺址無測年數據，只能根據相關材料的類型學、地層學分析，并對照周邊地區以往發表的材料判斷其相對年代”。經過周密的推算，“可以確定柳林溪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年代介于城背溪晚期和大溪文化早期之間，估計絕對年代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1】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工程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文物局編《秭歸柳林溪》，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頁、彩板2；第140頁）劉俊男《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介紹，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于長江沿岸的秭歸、宜昌宜都、枝江等地，集中分布在長江三峽峽口和峽口以下不遠的地段。城背溪文化諸遺址以獸骨為標本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的數據有4個”，“如果考慮到樹輪校正有大約10%的差數，年代可達9000年前”，“估計城背溪文化距今9000—7500年”。【2】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頁）據此，估計“柳林溪新石器時代遺存”的絕對年代，最為保守的表述應該是“7500年前”至“6000年前”。此“陶頂盤”（T0916⑧:120）屬于“特形支座3件”之一，出土區域為“東二區第八層”，在“新石器時代典型陶器組合分期表”中，屬于最早的第一期的第二時段，即“五時段”中的第二時段，【3】《秭歸柳林溪》，第129頁）絕對年代最保守的估計是“距今7500—6500年”，可簡稱“距今約7000年”。                                   

“陶頂盤”的“文”字，與山西陶寺遺址出土陶扁壺上朱書“文”字完全相同（圖2），都是象正面直立人形。今考古學者多釋讀這個朱書“文”形為“文”字，而對陶扁壺反面相對的朱書符號有不同的解讀，于是有的釋為“文勿”，有的釋為“文禹”，有的釋為“文堯”，對于朱書“文”字則無異議。【4】羅琨《陶寺陶文考》(見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何駑《陶寺遺址扁壺“文字”新探》（見于《三代考古》2004年第1期）葛英會《破譯帝堯名號，推進文明探源》(見于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三十二期）這個“文”表示什么意義？造字之意是什么？未見學者解釋。

秭歸遺址“陶頂盤”中的“文”字，與山西陶寺遺址陶扁壺（公元前2100年）上的“文”字相距近3000年，其形體高度一致，一直到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正字“文”基本沒有變化。例如，殷商甲骨文“”（《合集》36134）字、晚商金文“”（《???乍文父丁鼎》銘文，《集成》2318）字、戰國時期《郭店楚簡》“”（《緇衣》），東漢《說文》中“”字。這相距近5000年的時段，古體“文”字的基本形體超穩定的保持一致。秦漢隸變后“”（《睡虎地秦簡》）字則失去了本形。

許慎《說文解字敘》開篇論述文字的起源：“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5】〔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經韻樓藏版，第753頁）這是文字學中關于文字起源的最為著名論斷，在秭歸遺址“陶頂盤”及同期文物中得到印證：

（1）倉頡“初作為書”。東王充《論衡·骨相篇》記載：“倉頡四目,為黃帝史。”【6】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影印本，第23頁）秭歸柳林溪遺址與“陶頂盤”同期的“陶法器”（T0915⑧48，圖4）【7】《秭歸柳林溪》，第115頁，圖版43）之人面形為“四目”，其“四目”中間的書契為數字，即兩組“二五”。當然也涉及“陶頂盤”中的“文”字、數字。

（2）倉頡“初造書契”為“文”，用“分理”。《說文》釋“文”：“錯畫也，象交文”【8】《說文解字注》第425頁）。秭歸“陶法器”中的數字“五”是交錯筆畫，殷墟甲骨文數字“五”（，《殷虛書契前編》1.44.7）相同。“陶頂盤”中的“文”是“六（）”（《合集》5825，賓組）與“五（）”的“交文”之“十一”。即（《殷虛書契前編》1.44.7）之合體“十一”，倉頡造字“知分理”即是“文”字“十一”分為“六（）”與“五（）”。

（3）《說文敘》所謂“分理”包括字形中的“分數”，是數學“分數”的源頭。〔美〕 戴維·林德伯格《西方科學的起源》論述古巴比倫數學（公元前2000年左右）:“六十進制的一大優點是，用分數進行計算相當簡單。”而“六十進制”是指“基于60這個數”，“十進制”是指“基于10這個數”。【9】張卜天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0頁、第22—23頁）這種用“分數”計算“六十”，與中國秭歸新石器時代的算法有相通之處。

（4）“神農氏結繩為治”。秭歸遺址“陶頂盤”全是數字、數理符號，從數字“一”到數字“十二”，唯獨橫式兩條線上是“結繩”之“繩紋”（圖4）。總體為菱形“格”：右邊是“四”、“一”、“四”、“九”、“四”；左邊是“四”、“一”、“四”、“一”、“四”。這種“結繩為治”算法暫不探討，可以提示的是“神農氏”炎帝，一是制陶，二是神農架“嘗百草”，三是隨州歷山的“神農故里”，三項都可以得到秭歸遺址“陶頂盤”、“陶法器”最為合理而有力的證明。

（5）伏羲（庖羲）氏“始作《易》八卦”。秭歸東門頭遺址“太陽神女石刻”是伏羲與女媧之合體。柳林溪遺址“陶頂盤”圓周邊的8個“八方格”，即是“八卦”的原型。理由是，第一，“陶頂盤”中的數字有“一”到“七”，未見“八”，九為“六”加“三合（亼）”，另有數字“十”、“十一（文）”、數字“十二”，數八與“八方格”相關；第二，原始“八卦”是用算籌小竹木棍占卜，筆者用小竹木棍拼合“八方格”恰好是22根（圖5），合“十干”與“十二支”之數，這是殷墟《干支表》的原型。所以，8個“八方格”是原始“八卦”，8乘以8為64，即六十四卦。

（6）伏羲“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作“八卦”。這里探討“地之宜”。殷墟未見“地”字，有“土”字，為“地”之本根。《說文》釋“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也；丨，物出之形也。”殷墟“土”字的形體諸多，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土”字收其形體39個【10】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9—761頁），僅舉相關者3例：“”（《合集》28111，無名組）為“三合（亼）”。“”（《合集》6057正，賓組）為象土丘之形。“”（《合集》34187，歷組）為繩紋之菱形。此三形均表示“生”。“（亼）”見于秭歸遺址“陶頂盤”中的兩條繩紋（圖）正中圓穿孔之“生”。

屈原《天問》提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注：三合為天地人三合。【11】黃林庚《楚辭章句疏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99—1013頁）《說文》釋“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12】《說文解字注》第492頁）。這是說“天地人”的三個大“一”形成幾何形“三合（亼）”，即三角函數，與“土（）”字的相同，即是王逸所注。

《莊子·應帝王》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這渾沌死于“渾沌之地”，在南極與北極之中央之“地（帝）”。【13】〔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叢書集成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139頁）。

     東漢張衡《渾天儀注》的天地結構圖示（圖6）【14】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頁），明確圓形天文圖示的正中心為“地”。

（7）伏羲視“地（土）之宜”。殷墟“宜”字有兩種形體：“”（《合集》387正，賓組）形為“土”形中上下兩個“三合（亼）”；“”（《合集》388.賓組）形為上下兩個“六”，中間橫畫為“地平”。秭歸“陶頂盤”正中穿孔為“三合（亼）”，東西方向的斜線上，有6個數字“一”，加上中心穿孔“三合（亼）”為數九，與“宜”字兩種形體的數理相通；這條斜線右上端在張衡的天地結構圖示中為右上角之“氣”。這種思維方法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8）殷墟“盤”（，（《戩壽堂收藏殷墟文字）45.1），從般、從月。“般”中“殳”為右手執“日”與“丨（十）”之合體，是“數”的本字之一；“般”中“舟”，原形為版丁。“般”（，《殷墟文字甲編》590）字，從攴、從版丁；“攴”為“數”字的本字之一。“舟”是“版丁”的引申義。所以陶盤又為陶板。

中國“盤古開天地”的神話，最早見于東漢末張整《三五歷紀》：“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一日九變，神于天，圣于地”。【15】〔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頁）這個神話不斷衍化，傳播甚廣。現在我們見到了秭歸遺址中的“盤古”，就是“陶頂盤”。

三峽地區湖北來鳳土家族民歌《神歌》（比腳）詞曰：“自從盤古開天地，農伯祖先到這里，日日夜夜開荒種地，年年風調雨順，家家戶戶平安。”【16】湖北省文聯圖書編輯部、理論研究室編《楚藝術研究》，楊匡民《楚聲今夕初探》，湖北美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299頁）土家族應該與殷商“土”字相關。這個“農伯”，實際上是指“岐伯”。《黃帝內經·素問》“三部九候篇”：“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高士宗注：“九野，地理之合于天度。”【17】〔清〕 高士宗《黃帝內經素問直解》，孫國中、方向紅點校，學苑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第152頁，159頁）歧伯所言與秭歸遺址“陶頂盤”的數理相通。

屈原《天問》有“疑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18】《楚辭章句疏證》第1225—1226頁）女岐即“神女”，與秭歸遺址“太陽神女石刻”相關。土家族《神歌》傳續著先祖的文化精粹。

總之，秭歸遺址“陶頂盤”之“文”字象正面人形，又為“大”字原型，表示“人文”，即是天地人三合之“文明”；同時表示數字十一，為“六”與“五”合體，也是運算干十與枝十二交合運算的關鈕。“合文”即是“化”，所以成“文化”。“文”字、“數字”、天文圖形，皆出能書者之書契，所以有“陶盤”；這是書契審美的范型，為天地人的生命活力之呈現，所以這個“陶頂盤”為“恒動”。

2021年10月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