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湖北網12月30日電(方政軍 熊世忠)茅盾文學獎得主、湖北省文聯原主席熊召政的長篇新作《大金王朝》四卷本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日前，在武漢東湖龍潭書院,熊召政的話題從《大金王朝》的創作動因談起：“這是一本遼、宋、金包容融合的故事，從遼宋西夏到金宋西夏，‘金’可以說是隱匿在宋代之中的。中華民族是多民族創造的，除了漢族之外，很多民族都對中華有貢獻。少數民族創造的政權在歷史長河中占了相當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能只關注漢民族建立的政權。”

熊召政說，他想用《大金王朝》去反映一種大歷史觀：“其實宋代特別有意義，這個時代文化、經濟達到了高峰，然而頃刻間煙消云散，我們要總結其失敗的原因，總結游牧民族的騎兵能夠打敗宋朝的原因。”

            圖為熊召政（左）在為讀者簽名贈書。

《大金王朝》的創作歷時14年，有八九年的時間，他親自去了寧夏的山溝、錦州葫蘆島古戰場等小說中涉及的戰役戰場考察，行程幾萬公里，用腳去“丈量”歷史：“我想為今天的讀者再現歷史的真實空間。讀者把歷史小說當成歷史讀，如果誤導了觀眾，會遭人詬病。戲說、妄說或邪說，都是錯誤的。”

他說，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從遼宋對抗到宋金對抗，從我們熟悉的楊家將故事到岳家軍故事，中華民族固有的觀念都是站在宋人的立場去考量。“宋代奢靡而享樂，然而北宋政權被滅了之后，大量貴族南遷，他們也坦言自己喪失憂患意識，喪失戰斗力，這正是宋滅亡的真正原因。”

熊召政坦言，《大金王朝》從構思到寫作的整個過程，“從理性講，這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但從感情上來說，在寫作過程中，我經常流淚。宋代不是沒有英雄，只是大環境讓英雄無法施展才華。寫到宋被滅國，我更是眼淚長流，哀其不幸。”

歷時14年寫完《大金王朝》后，熊召政說：“我為真正的信仰和愛好而寫作，文學是我的信仰，我是一名歷史小說作家，我要當好歷史的解說員，這是我的使命。” 無數的史料和文物讓熊召政力圖擺脫狹隘的民族史觀，正視遼宋金大三國風云，他洞悉了遼與北宋已弱化和嬌化的文明在金國“野蠻”的彎刀鐵騎下覆滅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實干興邦，娛樂致死。他深知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娛樂發達、思考漸退的今天，寫歷史小說最彌足珍貴的品質便是以史為鑒，為此，他以“北方的王者”為《大金王朝》第一卷的卷名，書寫一部關于王者與亡者的家國啟示錄。

第一卷還原了金國皇帝完顏阿骨打一舉攻克遼國燕京、遼宋金三國外交斡旋的歷史細節，也還原了重大歷史拐點的內政外交與國民心態。附著在家國命運之上，從平民到英雄，從名相到漢奸，人物性格反轉突出，靈魂蛻變發人深省。天祚帝逃亡夾山。“青樓天子”宋徽宗夢想聯金抗遼收復燕云，但最大的夢想還是不問政事一心過“文藝青年”的生活；遼國“大喬”肖德妃在皇帝外逃無人繼位時變身“鐵娘子”；燕京“四大天王”肖斡、耶律大石、郭藥師與張覺，四人有兩個叛變，一生竟歷三個“國籍”……

在眾多戲說、八卦說、惡搞、虛構、架空的歷史小說、影視作品充斥大眾視野的當下，中國出版界和影視界呼喚正說歷史的扛鼎之作。 潛心14年，行走遼金故址6萬里，熊召政為寫大金王朝研讀了上千萬字史料的歷史新作，一改陳舊的歷史觀，以縱深的思維穿越時空，重新審視波瀾壯闊的遼宋金大三國時代。

《大金王朝》分為《 北方的王者》《 擒龍的騎士》《遜位的皇帝》《 崩塌的帝國》四卷，講述著遼宋金包容兼并的民族歷史。全書以宋徽宗聯金滅遼，收復晚唐割據的燕云十六州為引子，展現三國君臣外交上的角力、戰爭中的金戈鐵馬、時代縫隙里的生民群像。宋徽宗、天祚帝、阿骨打、李師師、蕭莫娜、完顏宗望、蔡京等歷史人物在文學中再現，在宏大的歷史場景中，解讀那個時代的人心和人性，其場景、肖像、細節描寫入目三分。

歷史小說家的責任，是把歷史真相告訴讀者。熊召政介紹，《張居正》獲茅盾文學獎之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邀請他參加金源文化節，并希望能創作一部以大金為背景的歷史小說。他開始時有點猶豫，參觀完當地的金上京博物館后，女真7年滅遼，11年滅北宋這段歷史，引發了作家的好奇心。巧合的是，不久熊召政又受邀到岳飛故里參加活動，兩邊得到的訊息完全不同，這讓他深思，“承認一邊是英雄，對面就是敵人嗎？有沒有可能雙方在中華民族進程中都做過貢獻，都是英雄，歷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東北零下30℃的冬天，熊召政到金上京故地憑吊，發現相對紙醉金迷的北宋汴京生活，金人的生活如此粗放。他想，歷史真相或許不僅僅是邊地文明戰勝高雅漢文明這么簡單。他回武漢后寫了《醉里挑燈看劍》一文，刊發于《作家》2006年第五期，表達了自己的歷史哲思，“女真人打敗漢人，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它的真正的歷史意義在于：一種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敗了另一種腐敗的、墮落的、貴族化的帝王文化。”

這篇文章很快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其觀點引發社會共鳴。在歷史觀上獲得肯定的熊召政這才決定接受邀請，著手創作《大金王朝》。夜宿大金第一任帝王阿骨打去世的鴛鴦泊時，看到當年一片汪洋的湖泊現已干枯，還有藏在長春密林深處、率領突擊隊打下居庸關的完顏婁石的墳墓，一片荒涼，無人祭掃。“歷史是有滄桑感的。即使名重一時的英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很多人都被歷史遺忘，張居正當年也是被荊州遺忘。小說家的責任，是把歷史的真相告訴讀者，讓人們重新發現、追溯這段歷史。”熊召政坦言，重溫這段歷史時，有時手舞足蹈，有時心情沉郁，有時豪情萬丈。“我是帶著感情寫宋朝的美。”于是，他客觀地描寫了北宋6個奸臣童貫、蔡京的惡，是罪人，卻也是宋朝繁榮的創造者。還有太原府知府張孝純最后的投降，“這種變節，不是貪生怕死。只要能保全太原市民，自己怎么扭曲都在所不惜。”他希望讀者可以從歷史小說中，發現另一種價值觀，在文學中體察人心和人性。“大金國的‘諸葛亮’陳爾栻，設計滅遼滅宋大計，等所有政治理想實現了，就告別人世。不為名不為利，代表著中國人的一種處世態度，都是中國人的楷模。”

下苦功夫做一個田野歷史小說家，為讓這段歷史爛熟于心，他在遼金故址行走6萬里。熊召政說：“金庸生前有次和我聊天，說他對《張居正》很感興趣，是歷史學家寫的小說，歷史學問做得很扎實，小說寫得很有底氣。”無獨有偶，著名學者馮天瑜談《張居正》時，也稱熊召政是“田野型”歷史小說家，用腳丈量歷史。兩位專家的肯定，讓熊召政堅定了延續歷史田野行走之路的信念，走遍遼宋、金遼、金宋三國之間所有重大歷史節點的發生現場，一邊通讀《遼史》《宋史》《金史》以及每個重要人物的傳記和同時代人寫的筆記文，深入漠北，11次進入東北和蒙古高原，為查閱金長城故址，連俄羅斯境內的那段都已到場。他走訪上百家博物館、史料館，一直到縣級的，“只要在契丹、金的版圖里，都無遠弗屆，調查他們的民俗、歌劇、小吃，了解當地風土人情。為寫好大金王朝西路軍4萬鐵騎偷渡黃河的細節，熊召政在零下18℃的寒夜，來到風陵渡，從河的南岸走到北岸，伸出手指感受寒風的凜冽和刺骨，推想當年守南岸的宋軍為什么龜縮在屋里沒有發現北岸渡河的金軍？還有，在寒冷的夜晚偷渡黃河，如何御寒？“最后發現竟然是狗血派上了用場。”小說中的重大戰役，如開篇阿骨打居庸關大總攻，終篇金軍圍困太原城，熊召政都詳細地寫到了軍事地形、將帥用兵之智。太原保衛戰 ，翻閱了《太原府志》《 燕門關志》等數十本史志。“大致的歷史脈絡，當時的縣志、國史都有記載，比如負責鎮守太原的王稟，糧絕時士兵不得不吃人肉，史上有真實記載。”熊召政說寫的時候非常難受，“我們漢人不缺英雄，缺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制度處處掣肘，不是金人特別強大，而是宋朝的制度，讓我們變得很弱小。”

“ 24年寫了兩部小說，10年寫《張居正》，14年寫《大金王朝》，希望中國的歷史小說版圖，能留有寫正史這一歷史觀的作品，讓讀者喜歡。有雜志曾刊載過一份“每隔五百年的世界偉大都市的時間表”：公元500年是長安，公元1000年是開封，公元1500年是佛羅倫薩，公元2000年是紐約。《大金王朝》如同一首汴京（開封）的挽歌，“親歷”一個帝國的崩塌。對此，熊召政說，宋朝是文學藝術的一個巔峰，是全世界同一時代最高級的側影。飲食、酒、茶、穿衣等生活方式，都非常發達，可從小說中宋徽宗自己織一件鹿皮褂子的各種講究，還有他的畫藝和品香文化，得窺全貌。“徽宗之前，沒有一個皇帝是文藝青年。雖然制度設計重文輕武，但沒有一個皇帝把文藝推到極致。徽宗把文藝推到巔峰狀態，文藝都是高峰，不是高原，但軍事和人格力量全在低谷。”熊召政感嘆，經濟、文藝 、軍事三足鼎立，筑成一個國家的神器，軍事垮跌，大廈將傾。當它毀滅時，就會發現，宋朝有能力創造文明，卻沒有能力保護它。“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既能創造也能保衛自己的文明。”尤其是當他多次深入汴京，宋朝的汴京今天已蕩然無存，地名都找不到，經過黃河的多次改道，已埋藏在今天33米的地下深處，“回望歷史，惆悵良多。”與遼金馬背上打下江山相比，宋朝文人簡直是手無縛雞之力，最終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很多人看歷史，只看到奢華的一面，不愿意接受戰爭現實。歷史告訴我們，戰爭來了，玉石俱焚。不是最美的東西，戰爭就不毀滅。我欣賞宋朝的文明，是世上最高級的，但文明之后的災難，也是世間少有的。這也在提醒今天的我們，民族要弘揚正氣，追求美滿生活和憂患意識并存。”他認為，文官制度在宋朝發展到極致，其壞處就是墨守成規，沒有激情，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力。這是一位歷史題材作家深刻觀察后的歸納。

江城武漢的讀者們，從熊召政先生的新作中，正在熱議其這段中國歷史時空的收獲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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