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否定吳承恩是《西游記》作者違背歷史事實

——兼敘還原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歷史真相

作者：樊山龍湖

在湖北蘄春付印的《<西游記>研究·第一輯》中，名為“《西游記》秘諦發現記”的文章，洋洋灑灑超過一萬字，文中提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新奇”的觀點：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記》作者是明朝荊王府第四代樊山王朱載埁和其子,認為他們創作的原因是因為受到壓迫，二人出于私欲參與王權與皇權之爭，動機是表達對朝廷的不滿，目的是抹黑和諷刺嘉靖皇帝。作者為了支撐自己的觀點，引經據典、旁征博采、極盡所能，以求讓讀者相信其觀點。那么，歷史上的樊山王父子果真是這樣的嗎？《西游記》的作者真的是樊山王父子嗎？

《西游記秘諦發現記》一文多處截取清《明史》，證明其觀點。為揭示該文臆想，在此，先解開大明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歷史謎團，還原一個真實的嘉靖朝歷史真相。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二十四史當中的《明史》，成書于清朝乾隆年間，如被納入到《四庫全書》的《明史》版本，與明朝自己官方記載的《明實錄》存在著非常多的出入，因為抹黑過于嚴重，讓乾隆都看不下去了。這里一方面澄清被滿清《明史》扭曲的明朝歷史，另一方面為論述《西游記秘諦發現記》的謬誤做歷史知識鋪墊。

清修《明史》共用了94年之久，很多內容與《皇明實錄》不符。乾隆四十八年，滿清將保留下來的明朝《明實錄》正、副、大、小四種官方本子全部焚毀。值得慶幸的是，在此之前有史官偷偷抄寫了《明實錄》得以保存下來。通讀此抄寫本《皇明實錄》501冊，歷史真相才得以重現。本文中多引用此《皇明實錄》和其它的珍稀明代古籍文獻進行論述。

我們解讀歷史首先必須尊重歷史事實，然后用歷史唯物史觀來分析和論證，才能形成正確的觀點。在參閱多種存世的古籍文獻基礎上，采納主流學者的觀點，從多方面、多視角去還原歷史真相，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去分析、解讀歷史問題。下面先解開大明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歷史謎團，還原一個真實的嘉靖朝歷史真相：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號堯齋、雷軒、天池釣叟，生于湖廣安陸州（今湖北鐘祥），明憲宗朱見深之孫、明孝宗朱祐樘之侄、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五歲即頴敏絕人。父王口授以詩，不數過輙成誦。與夫民間疾苦、稼穡艱難，靡不領略；稍長學古籍，通《孝經》《大學》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其父王病薨；世子朱厚熜十二歲襲封興王，由長史袁宗皋（1452-1522）輔佐接管興王府，掌理府事。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駕崩，按照《明皇祖訓》“兄終弟及”的規則，世宗以近支身份入繼大統。公元1522年，十四歲的少年興王即皇帝位，年號嘉靖，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一）“大禮儀”事件初顯政治魄力

明世宗入陛，大學士楊廷和等，擬定年號“紹治”，世宗不用，而定“嘉靖”，世宗年少卻有獨立思想，此事可以見微知著！

明武宗突然駕崩，無子嗣，臨終時告訴太監“由皇太后（明武宗生母張氏）與朝臣商議、酌定立嗣之事”。皇太后與朝臣商議，依照《皇明祖訓》“父亡子繼，兄終弟及”，“興獻王”世子朱厚熜（即嘉靖帝）被迎立為帝。論輩分，明世宗與明武宗為堂兄弟；若按“皇帝繼承制度”明世宗已過繼給明武宗生身父親（弘治帝），應該尊明武宗之父為“皇父”、稱生父“興獻王”為“叔父”。但明世宗朱厚熜卻反其道而行之“尊興獻王為皇考”并追封為皇帝，由此引發“大禮儀”之爭，少年天子憑一己之力與群臣斗爭，經過三年的爭辯，明世宗意愿最終得以實現，擊敗了正德朝舊臣勢力，展現了一個少年英雄天子的智慧、堅韌和政治天賦，也為他后來的強權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礎，但也給后面的“壬寅宮變”埋下了隱患。

歷史上宮廷多次出現孤兒寡母模式，跟那些膽小怕事、唯唯諾諾，最后被外人篡位廢除的年幼天子相比，嘉靖皇帝絕對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有能力、有膽量、有個性的少年天子，政治天才。

（二）“壬寅宮變”真相探秘

清修《明史》說“明世宗嘉靖帝荒淫無度”，壬寅宮變后“濫殺無辜，制造冤案”。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我們不得不重新審閱“壬寅宮變”案情經過。《明世宗實錄》記載：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趁著嘉靖皇帝熟睡之際，以楊金英為首的宮女發動宮變，欲弒殺皇帝。而楊金英于慌亂之中，將繩套誤鎖為結，致使無法將嘉靖皇帝勒死。事后，司禮監審問同謀宮女，所得供詞，都與楊金英如出一轍。司禮監定案“楊金英等同謀弒逆。張金蓮、徐秋花等，皆參與其中，一并處罰”。明世宗下旨“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謀弒于臥所，兇惡悖亂，罪及當死。司禮監查問明白，不分首從，皆依謀反處死。其族屬，如參與其中，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拿送法司，依律處決，沒收其財產入國庫。陳芙蓉雖系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

圣旨所涉王氏、曹氏即“王寧嬪、曹端妃”，《司禮監題本》中記錄了楊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東梢間里有王、曹侍長（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在點燈時分，商量說‘咱們快下手吧，否則就死在他手里了’！”據此記載推斷，此次弒君事件主謀就是王寧嬪、曹端妃。

“壬寅宮變”之成因，不外乎有兩種原因：

其一：嘉靖皇帝因“修道”長時間不近女色，而引起后宮爭寵，導致了“壬寅宮變”；是“一妃一嬪”爭風吃醋引發的政治斗爭。有海瑞《治安疏》記載“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即皇帝整天待在西苑不與妻妾團聚，人們都以為皇帝沒有盡到作為一位丈夫的責任）為證。嘉靖皇帝不多育的主要原因：是長期居住西苑、研究長生之道而不與妻妾同居所致。這正是直接導致“壬寅宮變”的最主要原因。歷史事實于《明世宗實錄》有載：明世宗自嘉靖元年（1522年）大婚之后，因身體虛弱（氣喘、咳嗽），長期于“西苑持戒修道”以求長生之道。嘉靖十年得一子（皇長子朱載基，生二月即死，追封哀沖太子）；至嘉靖十五年生皇二子朱載坖（三年后被立為太子，20歲早逝）。嘉靖十六年，杜康妃生皇三子朱載垕?（初封裕王，后繼為帝即明穆宗）。是年，寧嬪王氏生一子，未滿周歲夭折。宮廷內皇家子嗣多不能正常活下來，也從側面反應出宮廷內斗的激烈和殘酷。

按慣例“母以子貴”寧嬪王氏應該由嬪晉封為妃。但因沒有及時得到冊封，致使王寧嬪“心存不滿”，密謀在嘉靖皇帝夜宿寵妃曹氏宮中時，指使楊金英等宮女，將皇帝勒死作以報復，同時也可把責任推到端妃曹氏身上。

作為明朝當之無愧的忠臣和清官，海瑞所言“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于夫婦”，足以證明嘉靖帝“不近女色”的真實性，周勤言嘉靖帝“貪色過度，30歲仍無子嗣”，均屬個人杜撰、子虛烏有。

其二：“壬寅宮變”是“大禮儀之爭”之繼續。在“大禮儀”之爭中失利的朝臣，斗爭從前朝延伸到后宮內部。一妃一嬪密謀發動宮變，其實質是“朝臣與皇帝、朝臣派系之爭”。“壬寅宮變”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護禮派），想借機利用后宮除掉嘉靖皇帝，而發動的“宮廷政變”。

“壬寅宮變”令嘉靖皇帝為之震驚。此后，明世宗嘉靖皇帝為緩和社會矛盾，采取“厘革縮弊、振興綱紀”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下令退還“皇莊王田”，汰除軍校匠役10萬余人，開創了嘉靖“新政”并得到朝野上下擁護（見《明世宗實錄》）。

（三）嘉靖改革

嘉靖帝繼位之初，面對“正德危權”，勵志效法明太祖、太宗，推行新政，立志要做一位后人稱頌的明主圣君。為此舉政“一、大赦天下、抑制宦官、整頓朝綱、下詔廢除武宗弊政，誅殺佞臣錢寧、江彬等，使朝政為之一新；二、減輕租銀、整頓賦役、賑濟災荒；三、查辦皇莊和勛戚莊園還地于民、鼓勵耕織；四、體恤民情、集異納諫、勤于政務；五、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頓邊防”；六、科舉制度改革，賢才輩出。

嘉靖帝執政期間“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文化科技空前繁榮，優秀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現。“天下翕然稱治”后世譽之為“中興時期”。明嘉靖一朝前期，大刀闊斧推行改革，清理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中官、改革科舉制度、革除外戚世封制度等。改革內容廣泛，成效顯著。因此，獲得贊美之聲滿譽天下。

名臣張居正，于萬歷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時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予以極高評價：“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茍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

明人黃光升《昭代典則》載：“張孚敬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李樂，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給予較為全面評價：“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小，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太監劉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有拜伏者。。。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

河南道御史劉安說：“今明天子綜核于上，百執事振于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明通鑒》說：“安昌伯錢維圻卒，其庶兄維垣請嗣爵，下吏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璁以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詔‘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終其身，毋得請襲’自是，外戚遂永絕世封”。

明代史學家何喬遠《名山藏》總結嘉靖前期“勵精化理，湔濯海內觀聽，挈清正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網羅才實。至于稽古禮典，取次厘毖一切，創必表章，軼往憲來，赫然中興，多孚敬所以贊”。

張璁繼續推行明太祖“三途并用”即“科舉、歲貢（入太學國子監讀書）、薦舉”之法，改革用人制度。改革之初，阻力較大。如：萬歷十七年狀元、翰林院修撰焦竑（1540-1620）著《玉堂叢語·獻替》批評張璁“為人剛愎，故所行多縱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

張璁改革科舉，改變學風，強化學校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取得顯著成效。于是焦竑《玉堂叢語·事例》又贊張璁“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股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并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

（四）清修《明史》所謂“二十年不朝”真相

嘉靖皇帝在經歷“大禮議、壬寅宮變”之后，對于大臣們的爭權奪利、陽奉陰違行為，恨之入骨，視而不見；對于內宮拈酸吃醋、爾虞我詐之情形，痛心疾首而不屑一顧。因此，專崇道教“防老之術”而四處搜羅方士及其秘方。許多投機鉆營之人，也因此想一步登天。故，酸楚文人爭先恐后為嘉靖皇帝撰寫青詞（道教儀式中，向上天禱告的詞文）而入閣成為“青詞宰相”。嚴嵩（1480-1565）即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嚴嵩書法詣深，擅寫青詞”令嘉靖帝大為欣賞。故而，嘉靖皇帝對嚴嵩貪贓枉法了然于心，也不予追究，并讓嚴嵩主持朝政。而嘉靖帝則“深居皇宮，潛心修道”，即“有事既奏，無事免朝”，除國家大事之外，凡小事盡量讓內閣處理（見《明世宗實錄》）。

1）清版《明史》筆下的明世宗

明世宗嘉靖一朝“四十五年”，清撰《明史》偽明世宗事“有二十余年不朝”，致使嚴嵩擅權達十七年之久。明中葉，蒙古韃靼部落興起，統一蒙古各部，并屢次率軍騷擾內地。大明邊將為保官升職，將邊軍糧食大半賄賂嚴嵩，以致軍士饑疲，無力抵抗外侵勢力騷擾。駐邊兵卒，不忍克扣軍糧而空腹作戰，經常爆發邊卒嘩變。導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韃靼部俺答汗，率軍長驅直入北京郊區，燒殺搶掠數日，滿意而去（史稱庚戌之變）。

清撰偽《明史》說明世宗嘉靖帝“有二十余年不事朝”雖說是無稽之談，但也不是空穴來風。我們認真查閱《明世宗實錄》得出結論“有二十余年不事朝”是清版《明史》依據《海瑞治安疏》“二十余年不視朝綱，紀馳矣”篡改而來。巧妙的是，清撰《明史》偷換了主體概念，即將“不視朝綱”偷換為“不視朝”。因此，問題的差別就大了去了。

我們看“不視朝綱”和“不視朝”有何不同？

“不視朝綱”即不堅持“基本路線”無視先朝遺留的國家法度、規章制度而我行我素；不堅持原則并按照自己的一套辦法，去處理國家事務（請注意：一國之主有如此行為的時候，往往稱謂“革新”或者“改革”）。“不視朝”顧名思義就是不上朝、不辦公、不處理國家事務，不管老百姓死活。由此可見，這是蓄意、違背客觀事實之篡改。

2）《明實錄》筆下的明世宗

據《明世宗實錄》記述“明世宗理政事實”證明：清版《明史》描述嘉靖帝所謂“二十余年不事朝”只不過是“有事既奏，無事免朝”從而杜絕“文山會海、廢話連篇”而已；真實情況是世宗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隨時隨地收閱、批復奏章，而主要辦公地點就在“西苑”，且是幾乎天天朱批來于全國各地的奏章。“二十年不視朝”卻未亡國，反而能牢牢掌控朝堂，這恰恰是嘉靖“無為而治”的高明之處。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是為朝時間位居第二的皇帝，后世也稱其為“大明第一明君”其原因有三：

一、明世宗執政前期，素有明君表現“以民為本，虛心納諫”（對“海瑞罵朝”事件的處理，就是一例）。嘉靖帝即位之初，推行改革其重點就是民生。他不但推行輕徭薄賦的民生政策，還將皇室不用的土地收集整合，然后再發放給農民耕種。他沿用洪武一朝的賦稅政策，對農民的稅糧收取少之又少。于朝政，他能虛心聽取朝臣的廣泛建議；對于奸佞之臣之打擊，他毫不手軟（及時采用削權和罷免等措施）。對待外來入侵，他做到不卑不亢，行之有效地抵抗了倭寇和西北韃靼的入侵。

二、嘉靖帝后期統治所謂的“二十年不事朝”（這也是清版《明史》所玷污的“有力證據”），大明朝廷非但沒有陷入混亂，反而還能夠穩步向前發展。朝政上，表面看是“嚴嵩一人專權”，但實際是嘉靖帝一人掌權而收發自如。

三、對司法監察機構的有效利用。利用“錦衣衛，東輯事廠”對文臣武將的政治動態，進行嚴密監察（當然包括首輔嚴嵩）。嘉靖帝非常清楚大臣們之間的矛盾，并利用矛盾來平衡朝堂。嚴嵩把持朝政期間，嘉靖皇帝表面好像并不在意。因為他深知“嚴嵩貪婪但不乏執政能力”是平衡政治天平的砝碼。當嚴嵩這一“砝碼”一旦失去質量的時候，嘉靖帝則不失時機對其調換。嘉靖皇帝僅一道圣旨，即致使嚴嵩“人財兩空”，落了個孤獨終老的下場。

當代文人、江蘇徐州人、明史專家卜鍵（1955年生人）著《明世宗傳》，對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的人生經歷進行了全面描述和總結：

1）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榮，出現了大批杰出人物和優秀作品。世宗既有倡導引領之力，又有寬容和保護之功。

2）家國牽羈，六趣牽纏，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錯綜蕪雜，也因之增色減色，因之充滿希望與失落，充滿追求與幻滅，充滿期待，也不乏惆悵。

3）總之，這是一位稟賦甚高的帝王，是一個學者化的皇帝，

一個有責任心、敢擔當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國的彎路。

《明世宗傳》一書還記述有“嘉靖當政期間所頒布的政策法令”以及一些法令所帶來的實際效果，明朝中國再次走向文化繁興，出現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和優秀作品，這得益于嘉靖皇帝的倡導和保護?。

令人捧腹的是，一面丑化辱罵嘉靖皇帝的蘄春周勤，一面卻在《西游記秘諦發現記》一文提供了這樣描述：“尤其在嘉靖與萬歷之交這50年間，蘄州城涌現“四大家族”“十大進士”，他們相繼致仕回城，掀起了一股空前的“講學著書熱”。一家兩按察的顧問、顧闕，大倡明理云學，著作累累已佚。醫家李言聞、李時珍父子著《本草綱目》。刑部尚書馮天馭著《文獻通考校注》。理財家袁世振著《鹽法綱冊》。民部周祈（在任）著《名義考》。會元布政使張邦翼著《嶺南文獻錄》等皆存。當時城內有崇正、陽明、鳳麓、金陵四大書院競相授徒講學。可見“鳳凰山下新書院，誦法孔孟與伊皋”的文化繁榮景象。從這里自宋走出的有本籍名著八部同上《欽定四庫全書》，五十幾部部上《四庫總目》和外籍王守仁的《傳習錄》亦由崇正書院編校而來”。周勤描述蘄州地方上的政通人和、文化繁榮、人文薈萃現象，跟卜鍵先生《明世宗傳》中“嘉靖皇帝當政期間所頒布的政策法令”帶來的實際效果遙相呼應，互為驗證，不謀而合！

按正常邏輯，皇帝“殘暴無能，貪色過度，荒淫無道”，會直接導致朝綱廢弛，天下大亂，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哪會有士紳爭考功名，為“黑暗腐朽”的王朝效力？哪還會有普天之下的文化繁榮、人文薈萃呢？周勤文章天馬行空，陳述與結論互相矛盾，邏輯混亂，東扯西拉，可見其不是一般之荒謬!

所謂的“二十年不事朝”卻天下文化繁榮、人文薈萃、英才輩出，這一反常現象足以讓我們去重新評價和解讀嘉靖一朝的歷史。

（五）嘉靖修改《宗藩條例》拯救宗人生命

嘉靖皇帝因旁室入統而標新立異；除采取歷代新君例行大赦、蠲免、減貢、賑災等措施之外，還扭轉自正統朝以來所形成的“宦官擅權、敗壞朝政”局面，并下令清理莊田（不繳稅賦的皇家田地“自留地”）“不問皇親勢要，凡系冒濫請乞及額外多占者，悉還之于民。”廢除勛戚世襲等一系列舉措，進一步鞏固了明朝中期之統治。但是，明皇室藩王宗室自失去“自留地”之后，生活就“悲摧”了！

一、明藩王宗室的真實生活

明皇室藩王宗室的真實生活，并不像清版《明史》所描述的“花天酒地、聲色犬馬、生活糜爛、墮落腐化”。（注：這一點在明朝荊藩樊山王的《廣讌堂集》中有很多王府生活場景的描述，并非如《明史》描述的那樣糜爛墮落，下文會有介紹。）縱觀中國歷史，真正出現“王公貴族花天酒地者，乃元蒙、清兩朝”。因為，這是中國中原文化與中原邊沿文化的差異所致。元、清兩朝貴族的生活長期以游歷狩獵而舉棋不定“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無酒搶一杯”。元蒙貴族實行“搶來主義”；清朝則潛意識“竊來主義”。二者皆嚴重缺乏憂患意識，更不懂得華夏固有的“居安思危”。而華夏一族因長期固定居住，祖祖輩輩生活在中原，艱辛守業、勤儉持家，以“物力維艱，居安思危”訓育后代。明太祖作為華夏民族的優秀代表，而出身于最貧苦的老百姓中間，更懂得這種道理。

大明開國之初，明太祖為防止“宗室族人滋生腐敗而與民爭息”規定“明皇宗室所有成員不得參加科考求職；不得經商或參與買賣；不得置田種地與民爭利；作文作書、作藝作醫，僅供家族內共賞共勉，不得外傳與民爭息。凡朱家之人，是龍要盤著，是虎要臥著。”故此，則造成皇明宗室成員，成為一種特定的、靠政府供給的寄生階級。與此同時，政府還制定“盡量少收或不收稅賦”的寬民政策。而這種教條的、不與時俱進稅收政策，貫穿于整個大明王朝始末。因此，致使大明庫銀存量始終捉襟見肘（這正是大明帝國最終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就造成大明王公貴族世事難料的陰錯陽差，而時常苦不堪言、食不果腹，甚至出現因此憤憤而死和被活活餓死的現象。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國稅糧總收入為2285萬石，而各王府歲祿綜合開支就達853萬石，占全國稅糧總收入37%，已成為國家經費中的最大開支。日益膨脹的、皇族宗室人口，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已經成為明朝中晚期最嚴重的經濟問題。由于明太祖于《皇明祖訓》有制“皇明宗室成員不準貿易、不準科考、不準賣弄藝術。。。”。故，這一龐大的階級隊伍，只能依靠政府供應俸祿來維持生活。而政府寥寥無幾的稅收，又主要用于國防、軍備、救災、河道治理等，所剩下的部分已遠遠不夠。接下來就是各王府歲祿供應不會及時。以此，造成嘉靖年間“皇明宗室成員被活活餓死”的嚴重現象。諸王府因不同程度的祿米饑荒，引發死人事件時有發生，讓明世宗嘉靖帝及內閣寢食難安。一改教條而陳舊的《宗人府令》勢在必行。

二、改革《宗藩條例》

《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御史林潤（福建莆田城內下務巷人，正色立朝，敢于嚴懲奸惡：1530-1569）上奏“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400 萬石，而各藩祿歲至853 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236 萬3000 石，而宗室祿米504 萬石。既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愈加繁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事下諸王皆有上議。”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十月，開封周王府南陵莊裕王（朱）睦楧（周定王朱橚第五代孫），奉周敬王朱在鋌（時年20 歲）之命“查有司（地方政府）克扣積欠王府祿米、致皇室宗親饑荒事”并上疏世宗“請立宗學，準宗人科舉入仕、革冗職”。朱睦楧上《陳條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詔下廷臣參酌之。其后“諸藩逐個陳說利弊；尚書李春芳集而上焉！”為此，嘉靖中央政府，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二月十三日，明世宗采納“朱睦楧《陳條七議》及御史林潤疏《宗藩積弊》請亟議善處宗藩饑荒”之策，頒布《推恩令》；祀部集廷臣議定“六十七條”進呈世宗，頒行《宗藩條例》。

《宗藩條例》規定：（1）凡，取消親王宗祿折鈔，以銀、糧如數發放；其下郡王、親王庶子、郡王世子皆不能照舊制發放，重新擬數、遞減發放。（2）凡，保存郡王子孫王位，王庶子可得王爵。（3）凡，皇室宗人六十歲以上者供祿全數發放，之后每少十歲便減兩成，直至四成，以讓年邁者有所養，年輕力壯者自食其力，置于其中者，則兩者結合。（4）凡，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后出生者，一律停發供祿，必自食其力。朝廷專款籌建宗學，入學謹讀、科考入仕。（5）凡，自愿出王府自立者，朝廷專款置田、建房封府邸，爵位與原爵理等同，除供祿，同民繳稅糧。（6）凡，嘉靖三十二年前出生者，宗室有能藝、醫、藥者皆可據考出仕，與仕同祿，其原供俸減半試用。（7）凡，嘉靖三十二年前出生者、宗室子弟，皆可科考以試，取仕者與仕同祿，其原供俸減半試用。

為此《大明周藩朱氏宗譜》有載：“《宗藩條例》促成者睦楧也周悼王（朱安?）第九子，好文雅、敏達有識。正德八年（1513 年）冊封周府南陵莊裕王。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十月，上《陳條七議》，四十四年（1565 年）二月十三日，朝廷以“推恩令”出《宗藩條例》，周敬王（朱在鋌）力推一并鼓動納眾親王合議，周府有自愿出府另擇居者十房又一。執行《宗藩條例》，周府身先垂范、為人師表，引諸王府宗人出府另擇府營而居者計二百一十六房”。

有人說：“明朝是朱家的天下，不是老百姓的天下”。從嘉靖改革“清理莊田”，拋棄部分宗室，讓他們自食其力、自謀生路這些舉措來看，在嘉靖皇帝眼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家是黎民百姓的天下”，這也可以看出嘉靖皇帝算得上是封建時代的一代明君。

嘉靖帝修《宗人府令》以“推恩令”出《宗藩條例》并加以實施，為朝廷解決了尾大不掉的宗室俸祿支出問題，并為后來“隆慶、萬歷”兩朝政府全面推行改革，奠定了物質基礎。

三、《宗藩條例》拯救朱氏族人免遭殺害

朱氏一族，自中華有史，尚剛直不阿、自力更生而不摧眉折腰。有明一朝人口發展突飛猛進，明太祖規定“朱氏一族不與民爭息”埋沒了朱家人才，只能懷才不遇。如例“明太祖皇五子周定王朱橚滿腹經綸、撰醫藥曠世巨著《普濟方》《袖珍房》不能面世；明太祖皇十七子寧王朱權、周憲王朱有墩戲曲雜家劇本，不能與世共享。明太祖第八代孫朱載堉一生刻苦求真，嘔心瀝血，共完成《樂律全書》《律呂正論》《律呂質疑辨惑》《嘉量算經》《律呂精義》《律歷融通》《算學新說》《瑟譜》等震撼世界，僅限朱家共賞。。。”諸如詩作撰文、書法繪畫、能工巧匠，皆不能展現于世。

至此，由衷感謝明世宗嘉靖皇帝。是他讓朱氏一族擺脫了“寄生生活”，挽救一大部分朱氏生命并得以延續。在朝代更迭之時，避免一場滅頂之災（李自成、張獻忠等內犯，只要是沒有出府擇業者，幾乎被趕盡殺絕；而《宗藩條例》后拒歲供出府、自力更生者，基本沒有受到殘害）。

蘄春的《荊藩家乘》（荊藩朱氏家譜）也有載：1）富順府翊銀，字龍圖，宗室舉人；2）都梁府翊錢，字龍青，其子常清，字麟軒，父子同遷蘄水缽盂山；3）都梁府常泳，字祚隆，征仕郎；常游，字祚永，征仕郎，浙江嘉興府崇德縣教習；等等，此處不多贅述。

（六）為政舉措及歷史評價

明世宗力革前朝時弊，去偽存真、推陳出新；集異納諫，打壓官僚資本；大赦天下，誅殺錢寧、江彬等佞臣；整頓朝綱，總攬內外大政；裁抑司禮監權力，裁撤鎮守太監，嚴肅監察制度；嚴肅“東緝事廠、錦衣衛”司法權；重用張璁、夏言等賢臣；吸取前朝宦官當權亂政教訓，杜絕太監擅權；嚴懲貪贓枉法；核查皇莊、王莊及勛戚莊園，還土于民，鼓勵耕織；繼續堅持自洪武以來保持的“低稅賦政策”（因此也帶來國防資金不足），賑濟災荒、減輕租銀、體恤民情、治理水災。軍事，整頓團營，汰除軍校匠役十萬余人（因此也帶來國防軍力不足）；以胡宗憲、戚繼光等保國之臣，鎮守東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文化百花齊放、萬家爭鳴，致使優秀文學作品及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國學杰出人物大量涌現。因以朱載淯為代表的科技人才大批出現，致使大明科技領先于世界。自明世宗開始，鼓勵人民從事貿易（統稱“礦業”）并給予免稅政策（因此也帶來萬歷一代“大明一朝的首次礦稅”），致使“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以致“天下翕然稱治”煥然一新。

明朝時期的大臣和現代學者對嘉靖帝的歷史評價節選如下：

1）黃光升（明代刑部尚書，泉州人，1506-1586，《昭代典則》作者）：張孚敬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2）李維楨（晚明文壇盟主，禮部尚書，湖廣京山人，1547-1626，荊藩故友）：世宗享國長久，本朝無兩，禮樂文章，燦焉興革。齋居數十年，圖回天下于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其英主哉！如終則新都（楊廷和）、永嘉（張璁）、華亭（徐階）功大矣。吏治繁偽，兵政窳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方之漢武，功不勝過焉。

3）毛佩琦（1943年出生，人大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實際上在我們看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個明朝17個皇帝中，他是應該有作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發動了一個大禮儀。用現在的話可以說是政治運動吧，這個大禮儀把朝廷上下的官員全部牽扯進去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一生的功過是非，記載的古籍文獻眾多，后人對其評價也甚高，完全不是蘄春周勤筆下描述的那樣無能和荒淫無道。周勤“《西游記》秘諦發現記”的一文中，提到荊王府樊山王父子寫《西游記》的動機是嘉靖皇帝“把大明江山搞得內亂外擾，政治經濟陷入了空前危及，民怨沸騰”，本文還原的嘉靖皇帝相關歷史真相，已經足以顛覆周勤所描述的偽史。周勤還強調，樊山王父子創造《西游記》的原因是因為受到皇帝壓迫，前面已經提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前出生者、宗室子弟，皆可科考以試，取仕者與仕同祿，其原供俸減半試用。”而我們的樊山王朱載埁正好符合條件，完全有機會去考取功名，入仕為官造福一方；其子孟嘗一出生就有資格參加科舉，與天下所有學子平等，不知你所說的壓迫來自哪里？總不能因為自己沒有考上舉人/進士而走上仕途，怨政府壓迫你吧？

沒有了創造的原因和動機，《西游記秘諦發現記》一文觀點等同于空中樓閣，子虛烏有。

本文眾多素材參照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大明風骨》一書，作者朱榮梼，皇明周藩后裔。由于篇幅所限，敬請關注后續文章《論否定吳承恩是<西游記>作者違背歷史事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