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日，喜迎新中國70周年華誕之際，大白新聞與湖北紅軍精神研究會聯合策劃，深入老百姓身邊，聽他們講曾經親歷的紅軍故事。以下內容由張掖地下黨支部書記劉德勝口述，其女劉小云整理，向讀者們講了劉德勝被捕后成立地下黨支部，積極營救西路軍將士驚心動魄的故事。

▲劉德勝（劉小云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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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渡金沙江后贏得綽號“金沙江”

　　我叫劉德勝，1915年出生，江西寧都縣人。1929年，朱德、毛澤東領導紅軍攻下寧都城，14歲的我就帶著紅軍燒了縣衙門，參加“少共”，當上紅軍，跟隨紅軍南征北戰。

　　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我們從江西出發，踏上了長征路。搶渡金沙江后，我學會了新歌《搶渡金沙江》，常常用這首歌去鼓動戰友行軍作戰。時任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叫我“模范指導員金沙江”。從此，大家都愛叫我“金沙江”而忘記了我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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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悲壯的歷程浴血奮戰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后，我被調四方面軍30軍政治部任青年干事。隨后紅四方面軍的30軍、5軍、9軍等部隊奉中革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打通國際路線。從甘肅靖遠虎豹口度河西征后，我被任命為西路軍總部組織部巡視員，也是總指揮部黨總支委員兼青年干事，和戰友們共同踏上悲壯的歷程。

　　西渡黃河后，我臨危受命，任三十軍88師265團九連連長，帶著不足額的、大部分是干部的九連，在祁連山中阻擊敵人，掩護左支隊和首長轉移。最后九連只剩我和二名戰友，彈盡糧絕后，我們拆掉武器，隨后抱敵跳崖，幸而不死，幾天后被俘。在敵“補充營”里，我和戰友們自發率先組織地下黨支部，任黨支部書記，團結同志，開展斗爭。與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由我黨委派的高金城先生接上頭后，為營救關在敵獄中的八名紅西路軍干部脫離虎口，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十天從張掖趕到蘭州，向謝覺哉同志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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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敵包圍，直接跳下懸崖

　　1937年3月，西路軍接連失利，撤入祁連山中。組織上把騎兵師剩下的一個排、30軍、9軍的一些干部，約70人編成一個連，番號是30軍265團9連。政治保衛局長曾傳六同志在隊前宣布：劉德勝任九連連長。

　　為保存力量，西路軍總部決定，將所剩隊伍分李先念程世才支隊、王樹聲支隊和張榮支隊。九連編入李、程支隊，在李先念率領下，向左翼大山轉移。拂曉，馬匪騎兵旅包圍了我們，我奉命帶著九連打阻擊。九連的戰友們一個個倒下，用血肉之軀，掩護部隊突圍。最后九連只剩下我與兩名戰士。我們把打完子彈的武器大卸八塊，扔下懸崖。敵人叫喊：“抓活的賞大洋”，我們三人臨死不屈，抓著一敵軍官，跳下懸崖。

　　當我被刺骨的冰涼河水沁醒，發現同跳崖的戰士一名已犧牲，一名還活著。我們倆人就攙扶向東走去。走了兩天，遭遇搜山的馬匪騎兵，已手無寸鐵、饑寒交迫的我倆不幸被俘，被抓到馬祿旅部的“花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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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被俘，機智應對

　　在俘虜營里，我遇見30軍參謀長。參謀長輕聲叮囑“要提高警惕，有叛徒”，并說“要逃出去，向上級、向中央匯報”。

　　我當時吃了雪水拉肚子，索性在炕上“拉大便”，被俘戰友就掩護說是“拉痢疾，有傳染”。這招真靈，敵人就要我睡在馬圈。我從馬圈逃出去，卻又碰到搜捕紅軍的敵人，結果再次被俘。敵人將紅軍俘虜押到張掖縣城北駱駝店。當敵人到駱駝店挑壯丁時，為了盡快逃出魔窟，我故意挺起胸，顯示很強壯的樣子。于是，被“挑選”進了敵人的“補充營”。

　　在“補充營”里，我驚喜地遇見被挑到敵旅司令部電臺做報務的邱均品和蔡文良。他們原來都是紅一方面軍的，是瑞金紅軍學校無線電班的學員，后調四方面軍電臺工作，我們三人早就熟悉。

　　在張掖城邊的蘆葦蕩里，我將領導的叮囑告訴戰友，并說：“補充營里有好幾百我們的同志，只要敵人敢發槍，我們就搞暴動，我們有的是經驗。關鍵是要把同志們先組織起來。我想建黨組織，逐步開展工作。”聽罷，邱均品，蔡文良很是同意。我又強調：“這是掉腦袋的事，一定要保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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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張掖地下黨支部成立了

　　1937年6月的一天，我與邱均品，蔡文良三人在蘆葦蕩成立了“中共張掖地下黨支部”。我任書記，邱均品任組織委員，蔡文良任宣傳委員。支部的任務是：聯絡同志，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并要求邱、蔡利用掌握敵電臺的條件，收集情報。他們曾試圖秘密與黨中央陜北聯系。電波飛越長空，陜北的黨中央電臺意外收到他們的電波，怕是敵人的圈套，沒有回電聯絡。（此情況是劉德勝后來脫虎口到了蘭州八辦，向謝覺哉同志匯報時，謝老告訴他的。）

　　地下黨支部有了明確的斗爭目標，又吸收了原紅軍劇團的王定國同志，原30軍的武杰同志參加了支部。支部明確：邱均品負責對敵電臺的監視，劉德勝負責聯絡街上做小商販和流浪討飯的西路軍黨員。同情我紅西路軍的張掖縣縣長馬鶴年向王定國透露，敵監獄里好像關著紅軍干部。為擇機武力暴動打開監獄救干部，關在監獄的同志由王定國聯絡，聯絡方式一律單線聯系。

　　就這樣，敵補充營的四個連隊，每個連隊都有兩三個黨員在秘密活動。敵韓起功司令部電臺，郵局都有我們黨員同志。地下黨支部逐漸與隱藏在群眾里，流落街頭，山鄉……甚至與敵人監獄里紅軍干部組織的秘密黨支部，都建立了聯系。為宣傳群眾，鼓舞斗志，打擊敵人囂張氣焰，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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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愛國人士高金城積極營救在押黨員

高金城照片（圖片來源于網絡）

　　1937年8月，黨的忠誠朋友，愛國人士高金城先生受中國共產黨信任，勇敢接受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謝覺哉的重托，重返張掖，營救西路軍將士。張掖地下黨支部的斗爭工作有了新的轉機。

　　遵照謝老囑咐，高金城重開福音堂醫院。給傷員治病時，特別留意碰到的每個被俘紅軍人員，設法尋找黨的密秘組織，以便接上關系。我架著雙拐，穿著敵人軍服，活動在“補充營”和“福音堂”之間，我把自己的口糧，饅頭省下來，給街上要飯的流落紅軍，我那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這都引起高金城的注意。高先生兩次叫徒弟約我晚上到福音堂后院“治腿傷”。他多次用話試探我，我機警小心地回答他。經過反復了解，多人考察，我們終于與高金城先生接上了頭。

　　在高金城的掩護下，我們有計劃有組織地展開了行之有效的秘密營救工作。“福音堂”醫院成了地下黨支部的密秘聯絡點，成了紅西路軍傷員療傷的地下醫院。高金城與馬鶴年約定：持高金城名片的人可允許探監。

　　一天，我拿著高金城的名片，提著先生準備好的點心，代表支部去敵監獄看望被關押的劉瑞龍，魏傳統等八位紅軍干部，并把黨派人營救情況一一告之。獄中黨支部書記劉瑞龍同志把八名干部名單偷偷給我，字條上寫著：我們身體很好，請家里放心。但是，當黨支部策劃如何實施營救方案時，邱均品獲悉：馬步芳電令韓起功將八名紅軍干部押送青海處置。

　　“福音堂”二樓的密室里，地下黨支部密秘開緊急會議。高金城先生在樓下“看病”掩護，“借”到醫院工作的王定國熬好米湯后，在樓梯口放哨。我口述，邱均品用筆蘸米湯寫著八名干部的名字、情況，請黨中央設法營救。西路軍失敗后的有關情況，西臨關押著組織部長張琴秋，武威關押著30軍參謀長黃鵠顯……寫了12張紙。密信寫好后，按高金城先生說的，先晾干，他再在上面寫上“購買藥品清單”，由蔡光波以買藥為名去蘭州。

　　我拿著高金城的名片再去監獄，設法告訴劉瑞龍，敵人要把你們押往青海，我們已派人送信八辦，黨一定會設法營救同志們的，情提高警惕堅持斗爭。

　　敵人對地下黨支部的營救工作有所查覺，邱均品從敵司令部獲悉，韓起功準備抓我，高金城也從其它渠道獲悉類似消息。我們還得知八名干部要提前押往青海。支部決定我立刻撤離去蘭州。一為脫險，二要及時將八名干部最新情況匯報給中央，實施營救。支部決定，我撤離后，邱均品繼任黨支部書記，王定國任組織委員。

　　離開張掖前夜，我與高金城話別。先生叮囑：“這次路上要多加小心。不要怕花錢，有車雇車，有牲口雇牲口，十天以內一定要趕到。到了河口，不要走陸路，那里關卡多。雇羊皮筏子從水路直下蘭州保險。”聽著先生親切的囑咐，我不禁說：“謝謝……我記住了，高院長還有什么囑咐嗎？”他深情地說：“如果到了延安，見了你們黨的領導人，請將我高金城的情況給他們說說……我相信共產黨的事業一定會成功的。祝你們一切順利！”高先生又說：“請轉告謝老，到了你們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希望還能記起我。”我激動得拉著高先生的手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高院長，能給我張照片作記念嗎？”高先生立刻拿張照片送給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穿著高先生給我準備好的蘭制服，頭戴著禮帽，手搖紙扇，王定國與我并肩走著掩護我，順利出了張掖城。

　　這天是1937年9月8日。告別了戰友王定國同志，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向東奔去。我要遵照先生囑咐，十天之內趕到蘭州，為營救八名干部贏得時間。

　　1938年農歷正月初四，黨的真誠朋友，可敬的高金城先生，被殘暴的馬匪韓起功秘密殺害在張掖。我與先生的臨別之語，竟成了永別之言。

（劉小云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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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

　　1937年9月18日，我終于到達中共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將八名干部的最新情況向謝覺哉等同志匯報，9月21日返回延安。由于情報及時準確，黨中央以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向國民黨政府和馬步芳要人，當八名西路軍干部被押到西寧時，馬步芳對他們說：“你們的總司令要你們回去。”9月22日，劉瑞龍、魏傳統、徐宏才、惠子明四人被釋放回到蘭州八辦。

　　在延安三原，我遇到了劉瑞龍同志。我們緊握著手。劉瑞龍同志說：“感謝黨中央，感謝毛主席，感謝蘭州八辦和張掖地下黨的同志們，沒有黨和同志們的營救，就不會有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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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鏈接：劉德勝生平

　　劉德勝，1915年出生在江西省寧都縣貧苦農民家庭。15歲參加武裝暴動，17歲參加紅軍，跟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紅軍長征。家中兩代人當紅軍，犧牲了養父（叔父），兄長一家五人。土地革命時期，歷任寧都縣蘇維埃政府少共中隊長，大隊長，少共梅江區委參謀長，劉坑鄉共青團支部書記。中國工農紅軍寧都縣補充團三營八連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粵贛軍區紅22師66團黨總支委員兼青年干事。中國工農紅軍紅九軍團九連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紅四方面軍30軍政治部青年干事，紅西路軍總政巡視員，紅西路軍總指揮部一局總支委員。臨危受命，被曾傳六隊前任命為紅西路軍88師265團九連連長，掩護首長和部隊撤退。被俘后，在敵“補充營”自發成立甘州張掖地下黨支部，任黨支部書記。在高金城等河西愛國人士的掩護下，地下黨支部營救300多紅軍將士回到延安。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紅軍總政治部總務科員，八路軍120師359旅騎兵大隊副政委，政委，安定（瓦窯堡）縣軍政委員會主席，旅政組織股長和西川煤鹽管理處政委兼處長等職。任晉西北敵后武工隊偵察隊政委，延安警備一旅偵察隊政委。

劉小云代表劉德勝捐給張掖市高金城烈士紀念館父親在抗戰時期的筆記（劉小云供圖）

　　1945年，挺進東北，任冀察熱遼軍區騎兵大隊政委，熱北騎兵支隊政委，冀察熱遼軍區警衛團政委，挺進東北收容隊政委。冀察熱遼騎兵學校干部一隊指導員，冀察熱遼騎兵學校協理員，解放軍官團團長。參加遼沈戰役，平津戰役，任團政委。

　　1950年，奉軍轉野司電令，帶警衛員，通訊員各一名，短槍兩支，卡賓槍一支，到中南局報到。先后任武漢市公安總局第三分局副局長，武漢市郊區工常委兼武漢市郊區公安局長，兼機場公安局長兼軍代表。

　　曾任武漢市公安總局執行處第一副處長。任湖北省勞改局副局長。曾任湖北省政協委員。2000年逝世。

　　作者：本文由劉德勝口述，其女劉小云整理。劉小云，中共黨員，現已退休。

今年，劉小云重走會師路，照片攝于寧夏西吉縣將臺堡（劉小云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