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中國30年來最寒冷的冬天。

　　《中國企業家》記者兵分兩路，深入山西、陜西多個市縣，近距離采訪了一群民營煤礦經營者，這個群體在產業低迷期的命運，是一個時代的注腳。

　　過去十年，以山西、陜西、內蒙古等省份為代表的中國煤炭產業經歷了數次大規模的資源重組，整合大潮隨后席卷全國。一大批小煤礦被關閉或被并入國有煤企，大批煤老板在這個黑金江湖被淘汰出局。

　　由政府主導的煤炭資源整合的一個結果是，大大提高了進入煤炭行業的門檻——最低規模從十年前的年產幾萬噸被提高到了年產百萬噸。

　　這對于那些新進入者和依然想在這個市場上撈金的煤老板而言，要想得到更多，就得投入更多。于是，民間集資、民間借貸以及高利貸興起，大筆資金涌入山西、陜西及內蒙的私營煤礦。

　　中國煤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1月，全國90家大型煤企的利潤減少了500億元，同比下降91%，整體行業的虧損面已經達到了95%。

　　全國煤炭企業經營困難時，國家發改委也再一次釋放信號，將繼續推進行業兼并重組，鼓勵大型煤炭企業對中小型煤炭企業進行整合。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年產30萬噸以下的小煤礦還有7000多處，總產能5.7億噸；年產9萬噸以下的有5000多處，產能3.1億噸。這其中絕大多數為民營煤礦，而行業再次推行兼并重組也意味著，這批歷經數次整合堅守至今的“煤老板”在產業寒冬中正在走向末路。

　　臨近年關，身在太原的鄭龍鄉有家難回。

　　鄭龍鄉是福建省福清人，9年前隨丈夫黃亦弟來到山西招標高速公路工程。招標失敗后，夫婦二人殺入當時一片紅火的煤炭行業，卻未料從此再難抽身。

　　如今，鄭龍鄉夫婦及其他幾個合作伙伴因投資煤炭生意失敗早已債臺高筑，至今仍欠著老家人兩億多元的高利貸。鄭龍鄉丈夫黃亦弟去年9月也因“非法開采”被昔陽縣公安局逮捕，至今仍被囚于鐵窗之內。

　　在整個山西，像鄭龍鄉這樣債務纏身，春節有家難回的“煤老板”不在少數。數年前，他們在煤炭行情好的時候大舉借債，不惜民間集資和借高利貸買礦挖煤，寄望借此實現財富暴漲。

　　但從2012年底開始，煤炭價格陰跌不止，至今已跌破成本價，煤老板手中的煤礦已然成為燙手山芋，所借高利貸卻仍在利滾利。

　　“在山西的福清人大概有幾萬人吧，據我所知今年大部分都回不了家。”鄭龍鄉說。

　　福清煤老板們的遭遇是這個群體的一個縮影。

　　“民營（煤礦）老板肯定要消失了，只能接受，沒有辦法。”在陜西榆林市，烏蘭色太煤炭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喬振杰站在空曠的礦區中央，望著眼前的煤堆說。

　　草莽年代

　　1月9日清晨，北方的隆冬寒風凜冽。煤老板陳宜先早早在太原府西街一家酒店門口等待。他計劃帶著我們去他的煤礦。

　　陳宜先的煤礦位于昔陽縣三都鄉。昔陽縣別名樂平，毗鄰河北，是山西產煤大縣，其煤礦主要分布在李家莊鄉、樂平鎮、大寨鎮、三都鄉。

　　從太原到昔陽驅車需要兩個多小時。一路上，大眾途銳V8越野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陳宜先坐在副駕座位上，滔滔不絕講述著他16年來的山西經歷。

　　但作為個體，屬于他的往事不過是產業洪流中的滄海一粟。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煤炭的需求量劇增。作為煤炭大省，1980年，國家作出了建設山西省能源基地的決策，重金支持煤炭產業。3年之后，國家再次放寬對煤炭行業的管理政策，鼓勵發展鄉鎮小煤礦。

　　1993年，國家放開了除電煤以外的其它煤種銷售價格，煤炭價格開始上漲的同時，小煤窯也隨之遍地開花。公開數據顯示，到1997年，僅有證煤礦數量就達到10971座，更有無數私自開采的小煤窯隱藏在監管體系之外。

　　小煤礦私挖亂采，重復生產，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彼時，私人開采煤礦并不被允許，只能掛靠，以村集體的名義建礦。

　　“名義上是集體開礦，實際上則是私人投資。”山西臨汾一名煤老板鄭爽對本刊記者說。

　　鄭爽正是在這個時期進入煤炭行業，他從當地村里承包下一個煤礦，按照他的話說，在2001年之前，他幾乎沒有賺過錢，甚至賠了不少。

　　公開數據顯示，1996-1997年，煤炭產業投資增長率分別是13.8%和17.6%。此時也是小煤窯爆發式增長的時期。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頓過一次煤炭產業，取締私開煤礦1453座；次年，再度關閉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礦，縮減生產能力4399萬噸。但這次整頓并不徹底，無證開采的煤礦依然大量存在。

　　即便生產風險大，工作環境惡劣，但同時期產業背景下，煤礦工人的工資仍比其它職業高出不少，這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務工人員蜂擁而至。頗具戲劇命運的是，在此后的十余年時間里，早年奔涌至此的底層礦工們中，不乏少數歷經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終告別了陰冷潮濕的礦井，搖身一變成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陳宜先便是其中之一。

　　亞洲金融風暴后，國內煤炭市場需求下降。像鄭爽這樣剛剛投入重金承包煤礦的煤老板卻在煤礦剛要產煤時遭遇煤價大跌，損失慘重。1998-2000年間，煤炭產業的投資也大幅下降，來自中國煤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兩年間年均下降了19.3%。

　　“煤炭市場是從2001年起步，2001年前所有煤礦是負債的，煤礦都是承包而來，大多不掙錢。”鄭爽說。

　　一位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稱，對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個坎，在這之前行情很差，煤礦出售幾乎無人問津。

　　群體覺醒

　　煤炭產業從2002年開啟了高速增長。來自第三方研究機構的一份數據顯示，2002-2005年，煤炭產業的投資年均增長達到50.6%。2006年增幅雖然下降，仍達到27.1%。

　　從2003年開始，喬振杰的烏蘭色太煤礦經營有了起色，從此之后再也沒有賠過錢。這一時期，不斷有人加入到喬振杰的煤礦上來，最多時，烏蘭色太煤礦的股東數多達10個。

　　“但2005年的時候有6個退出了。他們是看到當初的投入已經翻了十倍，希望能夠退出套現。”喬振杰說。

　　不過，伴隨著煤炭行業高速增長的是全國礦難事故迭起。2002年，山西發生煤礦事故184起，501人死亡；次年，發生煤礦事故159起，死亡496人。

　　另一組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產煤16.6億噸，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國礦難死亡人數高達6027人，占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

　　對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個坎，在這之前行情很差，煤礦出售幾乎無人問津。

　　2004年1月12日，張寶順出任山西省代省長。但他上任不到1個月，便遇礦難事件。當年2月5日，臨汾市汾西縣和晉中市靈石縣交界的兩個村，私開礦井相互打通后，為爭奪煤炭資源相互扔炸藥，造成29人死亡。

　　4月16日，在張寶順主導下，山西省政府出臺《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繼續深化煤礦安全整治的決定》，首次提出對山西省煤礦進行“資源整合、礦權有償使用”。

　　但真正點燃山西煤礦產權改革導火索的，是2004年4月30日發生在隰縣梁家河煤礦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在事故中喪生。當時，張寶順親赴現場指揮救援，并決定以臨汾作為試點，推行其主張的礦權有償使用改革政策。

　　早年的底層礦工們中，不乏少數歷經九死一生的起伏，搖身一變成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

　　“梁家河煤礦事故發生后，在追查責任人的時候發現這個煤礦經過層層轉包，最后竟然無法找到責任人，而這個煤礦的權屬實際上屬于鄉鎮。”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說。

　　本刊記者1月初在山西采訪時輾轉了解到，當年梁家河煤礦幕后投資人是一位山西本地李姓老板。但本刊記者試圖聯系他時，這位煤老板以出國為由拒絕了采訪。

　　梁家河煤礦事故發生后，為遏制頻發的礦難事故，2004年山西省關閉了四千多座非法煤礦，并將年產能3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全部關停。

　　此后，整頓煤礦產業的風潮從山西席卷全國。

　　2005年6月，《國務院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頒布，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礦業權有償取得制度，規范煤炭礦業權價款評估辦法，逐步形成礦業權價款市場發現機制，實現礦業權資產化管理。

　　這一年，于幼軍出任山西省委副書記、代省長，主張“以市場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行資源有償使用，推進煤炭企業整合”。

　　于幼軍在繼承張寶順煤礦產權改革的同時，發力引進外地資本投資山西煤炭，促進煤炭企業產權、股權的多元化。

　　鄭爽說，于幼軍的改革讓所有煤礦把手續辦全，手續不全的就被淘汰，“在我的印象里，2006年之前就沒有礦手續辦全過。”

　　此后，真正意義上的私人煤礦主出現了。

　　“‘煤老板’的叫法是從2005年才有的，以前都不這么稱呼。”鄭爽說。

　　2005年，手持大量現金的浙江商人率先涌入山西投資煤礦。公開統計數據顯示，2005-2009年，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企業多達450多家，投資總額超500億元。其中，2006至2007年間，涌向山西的外來投資者一度達到高潮。

　　事實上，在2006年2月，于幼軍就提出過煤炭產量“零增長”，山西省政府出臺《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要求年產9萬噸以下的煤礦出局，并整合20萬至30萬噸中型礦。

　　經過這一輪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礦數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縮減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產能9萬噸以下的煤礦。

　　鄭龍鄉便是2007年來到山西。她說，來山西投資煤礦的福清人多達十余萬。但由于投資煤炭的門檻不斷被提高，來自福清的商人不得不從老家的親戚朋友處集資，并承諾高額回報，甚至不少人為買礦借高利貸。

　　此時，煤炭價格持續飆漲。行業數據統計，2001年至2008年7月，八年間煤炭價格漲幅達到585%。其中，煤價漲勢主要集中在2006-2008年，煤價最高是在2008年，達到1100元/噸。

　　鄭爽回憶，當年來礦上拉煤的卡車排成長隊，來買煤的煤商車里都放著現金，“這樣都未必能夠買得到。”

　　“2008年3月-11月，那時候的煤炭價格是按小時算的，這一小時和下一小時的價格就不一樣。那時候掙錢真的太容易了。”遙想起過往的瘋狂，陳宜先對當下境況感到無奈。

　　“煤老板們真正掙錢是從2006年開始的。”鄭爽說。

　　此后的幾年時間里，煤炭行業的黃金時代達到最頂峰。在山西、陜西、內蒙、山東等地的煤老板，以及黑金產業鏈上的每一個人都賺得盆滿缽滿。此后，現金成棟買樓、豪車遍地等故事開始廣為流傳，“煤老板”仿佛一夜之間成為了財富的代名詞。

　　國進民退

　　正當煤老板們沉浸在史無前例的瘋狂中時，發生在山西的另一場特大事故間接拉開了山西煤炭行業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縣新塔礦業公司尾礦庫發生潰壩事故，下泄尾砂量約19萬立方米，淹沒面積約35.9公頃，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蹤、33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9619.2萬元。

　　這次事件直接導致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潰壩事故并非煤礦，而是鐵礦，但卻間接導致了山西煤礦的再度整合。”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稱。

　　2008年9月，王君從國家安監總局局長任上空降山西，接替孟學農任代省長。王君的職業生涯前半段在大同礦務局。在他看來，要解決礦難頻發，就要進一步加快煤礦企業的重組，讓國有礦企占主導地位。

　　當年秋天，以遏制礦難為由頭，王君一聲令下，“政府推進，國企主導，限期關閉，強行整合”，被業內稱之為“國進民退”的山西煤改轟然啟動。

　　在當時的山西煤炭圈內，流傳著一個時任山西煤炭廳廳長王守禎的“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理論。具體解釋是：煤礦生產300萬噸，一噸能賣300塊錢，那總共就能賣9億元；而當你生產400萬噸，煤炭價格因供求關系價格下跌，變成200塊錢一噸，那總共也只能賣8億元。

　　“他的理論就是，生產多了反而賣的少了。因而要控制規模，在規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依靠穩定價格獲得較高的收益。”上述業內人士說。

　　在此理論的支撐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發《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晉政發[2008]23號文），要求到2010年底，山西煤礦企業規模不低于300萬噸/年，礦井數量控制在1500座以內，從而在山西省形成2至3個年生產能力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集團，3至5個5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集團，使大集團控股經營的煤炭產量達到山西省總產量的75%以上。

　　23號文明確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大同煤業(4.690, -0.07, -1.47%)集團、山西焦煤集團、陽泉煤業(5.770, 0.00,0.00%)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晉城無煙煤集團等五家大型省屬煤炭企業兼并中小煤礦，建立煤炭旗艦企業。

　　之后，山西煤炭運銷集團有限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也被允許作為兼并重組主體，而中央企業中煤能源(4.610, -0.05, -1.07%)集團最終得以入局。

　　至此，“5+2+1”的重組格局形成。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晉政發[2009]10號文），將礦井數量控制目標由1500座下調到1000座，并將礦井年產規模由30萬噸調高到90萬噸。

　　為平衡地方利益，10號文允許各市、縣（區）具備300萬噸/年生產規模，且至少有一個120萬噸/年機械化開采礦井的骨干企業作為兼并重組的主體。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組整合煤礦正式協議簽訂率已高達98%，兼并重組主體到位率已達到94%，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采礦權許可證變更也已超過80%。

　　這一輪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響是，大量民間資本被迫撤離煤炭行業，不少煤老板在這輪整合中黯然離場。

　　鄭爽是在這次整合中的受損者之一。據他回憶，當年負責整合他煤礦的公司是山西焦煤集團，“與之前的整合不同，這次是簡單搞拉郎配，必須交給五大集團。”回憶起當時的情況，鄭爽至今仍然不能釋懷。

　　為讓鄭爽“交出”手上的煤礦，山西焦煤集團不停有領導層前來跟他談判，“而整合的價格都是政府定的，價格方面毫無談判的余地。”

　　陳宜先說，當年政府收購民營煤礦價格都比較透明，基本上是按照煤種和儲量來算，儲量不同級別價格又有不同，主焦煤大多按照23-30元的價格核算。

　　陳宜先的煤礦也在這輪整合中淘汰出局。當時他擁有的煤礦年產能僅有21萬噸，遠低于90萬噸的門檻，因而被國有大企整合。在這次整合中，陳宜先獲得了大約三四千萬的賠償。

　　相比較陳宜先而言，鄭爽則并沒有那么幸運。由于鄭爽的煤礦規模遠大于陳宜先，因而山西焦煤集團要想整合他的煤礦，需要拿出數十億元的價格。

　　“但它又沒那么多錢，政府也不愿掏錢，實際上這個交易沒法完成，但又不得不完成，于是我的礦就被迫停工，直到前兩年還停著。”鄭爽說。

　　鄭龍鄉則在這個過程中陷入了昔陽縣北坪煤礦的糾紛之中。2008年時，鄭龍鄉夫婦墊資4000萬元承包了北坪煤礦的土石方工程。但此后北坪煤礦陷入糾紛不斷的產權更迭漩渦，鄭龍鄉夫婦亦深陷其中，至今無法自拔。

　　鄭爽說，在他所在的縣，原來總共有90多個煤老板，80多個均在這輪整合中離開。

　　“這些離開的煤老板每個人至少帶走了5000萬現金，這樣一算當地就流失了40億資金了。”鄭爽說。

　　危機浮現

　　這輪煤炭整合亦有受益者。彼時，已經成規模的私營煤炭企業也參與了資源的重新分配。

　　這其中包括山西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邢立斌、山西金業集團董事長張新明、福清煤老板“鼻祖”卓杏生等人。其中，張新明曾是山西首富，邢立斌則因“7000萬嫁女”事件為人所熟知。

　　煤炭行情好的時候，當地煤礦礦工每個月能掙幾千塊錢，工資高出當地其他人好幾倍

　　對于邢立斌“7000萬嫁女”事件，接近邢立斌的人士對《中國企業家》記者說，此事并不屬實，邢立斌當年在三亞嫁女非但沒有花7000萬，反而借機兜售房地產而賺了不少。

　　“邢是一個十分精明而低調的人，不會做這種事。”該人士說。

　　但煤老板們頭頂的光環在一兩年后開始暗淡。原因一方面是煤炭價格開始下跌；另一方面則是大整合帶來的后遺癥開始凸顯。

　　2008-2012年，像邢立斌和張新明這樣赫赫有名的煤老板們均在加速擴張自己的煤炭帝國，他們四處并購，而資金均來源于各類融資。

　　讓所有煤老板都沒有想到的是，煤炭價格從2012年底開始大跌。到12月末，秦皇島5500大卡市場煤平倉價每噸630元左右，比年初下降了約170元；而冶金煤價格較年初普遍下降每噸300元至400元。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當年的通報稱，2012年末，煤炭企業存煤8500萬噸，同比增加3120萬噸，增長了58%。

　　業內專家稱，煤炭生產過剩是煤價下跌的直接原因。

　　煤價持續大跌率先重創的是包袱重、盤子大的煤老板。邢立斌便是其中典型代表。據相關報道，截至2013年9月底，邢立斌的聯盛集團對外融資總額達268億元。兩個月后，聯盛集團便因資金鏈斷裂，提出重整申請。

　　同樣在煤價大跌下遭遇困境的還有卓杏生，他被老家人稱為福清煤老板“鼻祖”。2008-2012年間，卓杏生在山西、內蒙各地四處集資買礦，他因倒賣煤礦在圈內十分知名。

　　除了三都煤礦，卓杏生還在內蒙古準格爾旗倒手過吳家梁煤礦。在此煤礦上，卓杏生先后把它賣給了兩位福建老板。

　　有熟悉卓杏生的人稱，4年間，卓杏生四處倒礦，經常將一個礦賣給不同的買家。這種情況在2012年煤炭價格下跌時開始凸顯矛盾。

　　據悉，這期間經卓杏生手倒賣的小煤礦近20個。包括山西寧武的黃土崖煤礦、昔陽三都煤礦、和順南安驛煤礦、和順上元煤礦、和順呂鑫煤礦、內蒙古壕賴溝煤礦和山西原平煤礦。

　　上述熟悉卓杏生的人士說，卓連本帶息可能已經背負了上百億的債務。

　　2012年9月，卓杏生由于非法集資、詐騙福建省福清市百姓存款四十多億元，以及組織黑社會人員私藏槍械，與政府和警方對抗等原因被查，至今仍被關押在石家莊。

　　黑色江湖

　　卓杏生被抓，三都煤礦便開始問題不斷，陳宜先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1月9日下午，本刊記者在陳宜先的礦上看到，三臺其他福建煤老板的沃爾沃挖掘機橫在路上，擋住了通往采煤區的道路。而不遠處的一個深坑里，就是陳宜先的礦區，煤炭已經裸露在地表之外，隨挖隨采。

　　除了開采區，礦山的生活區也遭到破壞，生活區旁的一輛商務用車玻璃已被砸碎。陳宜先回憶，當天數百來號人來到住宿區打砸，礦工被攆得四處逃竄。

　　而煤堆場上，十來輛運煤卡車被閑置在此，這是陳宜先為了開這個礦花了幾千萬買來的。煤堆場上堆積著一些煤炭，但這是其他煤老板暫放在這的。

　　在不遠處的生活區，那個被陳宜先稱之為“油庫”的地方，是他辦公和生活的地方。旁邊有一座簡陋的加油站，兩個加油機已經破敗，靜靜的立在那里。

　　為了緩解資金壓力，陳宜先2014-2015年間時斷時續的開采著。但期間不斷有福建礦主來鬧事，意圖將陳趕離礦區。

　　有類似遭遇的還有鄭龍鄉。

　　1月8日晚上，本刊記者在太原市一家茶館見到了鄭龍鄉，這位福清“煤老板娘”穿著講究，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很多。

　　回想起在山西的這些年，鄭龍鄉感到無力。

　　鄭龍鄉夫婦2007年來到山西，開始接觸煤炭行業是在2008年。

　　這一年，鄭龍鄉夫婦和他們的宏達公司曾經墊資4000萬承包了昔陽縣北坪煤礦的土石方工程。但北坪煤礦被以關建軍、關建民、許建軍為首的黑社會組織倒賣給山西華通路橋公司。

　　為解決鄭龍鄉的墊資問題，華通路橋董事長王國瑞決定把北坪煤業的煤田范圍內劃出一片交給鄭龍鄉丈夫黃亦弟控制的宏達公司經營，以煤抵債。

　　在拿到煤礦后，黃亦弟又投入數千萬元，購買了大批工程機械，當上了煤老板。這些資金，全部來自福清的民間資本，融資成本高達年利100%。

　　2010年5月，在公安部督辦下，山西省公安廳成立了“5.6”專案組，經過半年努力，一舉打掉以關建軍、關建民、許建軍為首的黑社會犯罪組織。

　　北坪煤礦因此受到波及。“他們的事耽擱了我們挖礦，那時候可是行情最好的時候。”鄭龍鄉搖著頭說。

　　2014年，王國瑞在山西腐敗案中受到波及，被帶走調查。鄭龍鄉夫婦想開挖煤礦的計劃再次變得縹緲。

　　由于華通路橋出現資金問題，被民生銀行(8.430, -0.03,  上一篇: 房主收買家定金后房市看漲 毀約欲漲價10萬
下一篇: 能源規劃編制進入沖刺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