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通訊員 李想）11月14-15日，經教育部批準，由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國家治理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部、湖北省新型智庫平臺協辦的第六屆“全球治理·東湖論壇”：大國關系與全球治理國際研討會在華中科技大學梧桐語問學中心明德廳舉辦。

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陳建國出席開幕式并致辭。

 研討會以“現場會議+云端會議”形式進行，并全程直播。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陳建國，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喻立平，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歐陽康在開幕式致辭。開幕式上還舉行了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的聘任儀式，湖北省廣播電視局決策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曉松介紹了湖北新型智庫平臺。開幕式由華中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李志強主持。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歐陽康在開幕式上致辭。

 來自馬來西亞、英國、摩洛哥、葡萄牙、羅馬尼亞、馬里、希臘、烏克蘭、中國共九個國家的外賓，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師范學院等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師生、華中科技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留學生代表、第四屆國家組織后備人才培訓班學員，以及來自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光明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科網）、湖北日報、湖北電視臺、荊楚網、長江云、今日湖北等單位的新聞媒體代表共計一百五十余人參加了論壇，同時線上有一萬余人次觀看直播。

論壇現場

 與會嘉賓圍繞新冠疫情與全球治理中的大國關系，美國國情轉變對世界格局及中美關系的影響，百年變局中的中非關系、中拉關系、中歐關系、中英關系、中印關系、中國-東盟關系等議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歐陽康認為，探討世界百年變局中的大國博弈與人類文明演進邏輯，認為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之間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家博弈，也不斷推動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但歷史的前進背后是復雜的合力現象；在未來的發展、大國博弈中，中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時刻保有底線思維，謹防顛覆性錯誤，強化戰略定力，謀求戰略主動。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詩杰指出，新冠疫情為重塑國際秩序和重塑全球產業價值鏈提供契機；就中國的發展而言，盡管中方一再表態無意取代美國國際領導地位，但不足以消除美方的疑慮。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不妨以大國擔當繼續高舉多邊主義國際合作大旗。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從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美國失勢、國際組織失常、全球危機應對機制失位、國際貨幣政策失調四個方面闡釋了全球治理的休克，并提出要讓全球治理休克蘇醒亟需推進國際防疫合作、全面反思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真正全球意義、中國不斷在全球治理上貢獻智慧和方案。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中心理事長許慶琦分析了新冠疫情加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不變，他認為，盡管疫情對美國造成了強大的沖擊，但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美國的蘇伊士時刻，疫情后的國際秩序，將繼續由美國主導。面對疫情后的世界，中國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秉著人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可以暫且擱置中美爭端，協助美國抗疫，體現泱泱大國擔當。中國-摩洛哥友好協會榮譽理事長、外交學院國際教育合作項目部主任Alkhalloufi Toumert認為新冠疫情的發生為全球治理變局提供了機會，他分別從美國、俄羅斯、歐盟以及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四極在疫情后所面臨的新的挑戰和機遇。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貴洪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人道主義危機，并且與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國際沖突形成疊加效應；中國在疫情中提出團結合作抗疫，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這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和價值，也是全球衛生治理的目標和希望。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葉桂平教授指出，疫情對國際治理體系面臨治理體系公平性缺失、西方大國缺乏擔當、國際治理紐帶被逆全球化削弱三個方面的挑戰，作為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重大突發事件，我們應團結一致，迎難而上，而不是忽略或者采取不合作、不團結的方式。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副院長弗朗西斯科?何塞?列昂德羅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認為，工業革命5.0和碳中和的變革潛力在當前的主導力量和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起到承上啟下作用。新工業革命正在為全球經濟增長構建主導地位，受到全球各國的高度關注。工業5.0針對地緣政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及引領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杜志章主持論壇主題報告環節二，并點評總結嘉賓發言。

 盡管美國深受疫情重創，但其仍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其國內政治動向、對外政策變化也將深刻影響著國際形勢。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于洪君指出，美方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出現倒退負有重大責任，美國將新冠疫情政治化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矛盾，2020年時后冷戰時代人類社會面對危機和挑戰最集中的一年，中美兩個大國理應共克時艱，共同打好疫情阻擊戰；但在重大歷史關頭，美國沒有展現大國責任和人文關懷，面向未來，平等相待、互學互鑒是確保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研究所所長王鴻剛認為，當下美國大選結果已基本明朗，但是還沒有塵埃落定，不出意外，拜登政府將上臺，隨之而來的會是全新的國內國際政策；對華競爭是美國對華戰略的基調和國內共識，拜登政府對華戰略階段性目標將不再是速勝，而是轉向整個國內事務。中國在面對美國對華戰略中應做好自己的事情，在長期戰略博弈中謀求更大的戰略主動。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余敏友認為南海仲裁案的裁決從頭到尾都是美國幕后操縱的，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性裁決，嚴重挑戰了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主張；隨著中美兩國都把南海的互動視為對方更廣泛戰略意圖的信號，彼此更加強硬的南海政策可能會增長其他領域的雙方對抗，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爭端可能使中美陷入螺旋式上升的沖突風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港澳臺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鵬復盤了四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打壓的演進邏輯，分析了美國對華“新冷戰”的戰略意圖和戰術特點，并就拜登政府在執政初期是否會放棄公開謀求顛覆中國，以削弱現任領導任權威以及拜登身體狀況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賈敏從內卷化的人類學定義出發指出，美國政治極化帶來的結果是競爭性效應大于突破性效應，以上表現在選舉上的三個現象，即選舉的拖沓漫長、耗資巨大以及后真相問題；拜登政府的上臺不能改變美國目前的國內外政治困境。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Vasilis Trigkas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歷史表明，一旦美國政府、政治領導層確定某一對象為主要對手，就將集中全國力量、智慧在處理外部威脅上；中國現在已成為美國認為的主要威脅，美國強硬的對華政策在拜登政府那里也將得到延續。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針對全新國際形勢面臨諸多問題，應采取哪些措施應對，在論壇上發表精彩觀點。

 面對全新的國際形勢，我們應該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在處理外交關系上又應堅持哪里原則，采取哪些措施，與會嘉賓展開深入的探討。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認為一個剛剛成為最大經濟體的國家不會立刻變成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國際關系史中所說的權力轉移過程會非常長久，中國想要在結構性力量上超越美國至少需要70至80年。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虞崇勝指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不是大國的游戲場、角斗場，而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棲息地和交往地；在全球化時代的國家關系當中，先予后得不只是一種美德，而是建立國家間關系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或者基本規范。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林宏宇指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從尷尬的局外人到積極的維護者這一過程中走來，已經進入全球治理中央舞臺；在反全球化以及美國不斷退群的背景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作用更值得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肯定。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王正緒認為為了促進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我們要在政治上彰顯推進亞洲認同的建設決心；在教育上倡導亞洲各國從中小學階段開始學習亞洲歷史、亞洲文化，在大學里要開亞洲各種課程；在公共空間塑造更多亞洲概念。

論壇上，華中科技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留學生代表認真聆聽。

 中非關系層面，浙江師范大學非洲治理研究院院長劉鴻武認為，當下全球南北力量轉換處于關鍵相持階段，一方面，西方維持全球戰略的決心和力度空前增大，南方國家或新興國家、北非國家總體上尚未形成合力；一方面，中國在南方國家發展中作用特殊。在這種背景下，中非關系是建構新型國際關系和命運共同體發展理念的最好實驗平臺和觀察窗口。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孫曉萌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中非人文交流取得非常注目的成績，尤其在藝術交流、教育合作、人力資源培訓等方面，中非之間的人文交流和文明對話非常有助于激發雙方文化自覺，促進文化自信。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高級研究員Yoro DIALLO認為疫情讓中國和非洲更加重視在醫療體系之間的交流，加強中非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支持，鞏固中非合作事業的社會基礎，我相信中非合作前景是光明的。

中英關系層面，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Tim Summers在論壇上針對中英關系發表主題演講。

 中英關系層面，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Tim Summers表示中國和英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在過去20年不斷加強，尤其是在氣候、環境變化方面，兩國應在全球治理上開展、深化在更多領域的務實合作，努力打造良好的雙邊關系。中歐關系層面，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史志欽回顧了中歐關系的發展，他指出，中歐關系是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雖然最近幾年中歐在有些領域有分歧，但是在全球治理上的共識和合作點比較多，我們要防范影響中歐合作伙伴關系的障礙因素。羅馬尼亞亞歷山大德魯伊萬庫扎大學教授Dan Chitoiu認為中國和歐盟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開放是很難的，因為中國以及歐盟之間國家在文化和價值上存在差異，它需要多邊的研究者深入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文研究，以加強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中拉關系層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員拉美研究所所長吳洪英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導致中國和拉丁美洲雙方投資和貿易額都有比較大幅的下降，但疫情也加強了同拉丁美洲在醫療、健康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由于新冠疫情，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能夠在經濟上更加互補，雙方進行合作的動力將會更大。中國-東盟關系層面，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成漢平認為疫情之后，中國和東盟的關系進一步夯實，守望相助，夯實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但我們仍然面臨著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大國介入東盟外交等重大風險挑戰，這些都不利于雙邊開展合作交流。中印關系上，云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教授馮傳祿指出，中印地理上互為比鄰，但有著漫長的未定邊界及1962年的邊境戰爭記憶。長期看來，中印關系波動的內在的深層次支配性因素，主要還在于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國際體系提供的戰略牽引。

“全球治理?東湖論壇”大國關系與全球治理國際研討會與會嘉賓大合影

 本次論壇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召開的一次大型國際會議，是“全球治理?東湖論壇”自創辦以來參會人數最多、論壇形式最先進的一次。線上線下同時進行，將成為未來國際會議的常態形式。

 編輯：劉陽